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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局长的薪酬增长8.1%，再追加自愿减薪的部分则可能逾10%，你的理据是根据经济增长等，但一般打工仔的薪酬也未必可以反映经济增长。这么大的加幅，你如何可以服众？他们的表现一直以来都不令人满意，如何可以说服公众，成为加薪这么多的理据？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基础是以二○○二年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所批准的水平为基础的。这基础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在自愿减薪前的水平，即是每个月在於局长来说是二十九万八千一百一十五元左右。这是立法会赋权予政府在招聘局长时可以拨备的薪金。在数年前，由於经济问题和高级公务员亦有减薪，问责官员作出政治决定，亦自行自愿减薪5.38%。这与再早前即二○○二至二○○七年在董先生（董建华）年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的主要官员亦有自愿减薪百分之十。政府换届时，合约水平会回复至立法会在二○○二年所批准的水平，这是因为政府合约是要根据立法会财委会所批准的水平，在换届时可以出现这情况。
现在的问题是，到新一届政府时，独立委员会需要决定在二○○二年立法会财委会所批准的水平的基础上，是否有任何理据要作出调整。因为过去十年来都没调整过，他们参考了数组数字，包括我刚才说过的经济增长、通胀问题和外间市场的调查所得的数据；及公务员加薪等。现时建议百分之八点一，但大家要知道这并不是单一一个年度的调整，而是过去十年以来没有调整过的一次调整。换言之，刚才我都说过，假设我们在过去十年都有调整的话，平均每年只是百分之零点七八而已，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大家看到这个数字，其实与外间的市场调查相若和比较吻合──中位数字（median）是百分之八；如果外间说的平均数（average），大家稍后会收到我们的文件，可看见同期的市场平均数更是百分之三十八，所以我们都是取一个较低的数值。
独立委员会建议我们按通胀来调整购买力，即百分之十五点三，行政当局也没有采纳，而是采纳一个比较低一点的数字。这显示我们也认为在现时，一方面要平衡过往十年没有作出调整，但另一方面，在调整时要采取一个比较自限的做法，所以得出百分之八点一这个结果。
记者：局长，可否坦明一点，逐一说说现时司、局长薪酬的比较现时的薪金，他们的增幅是多少？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假设第四届政府在七月一日开始时，根据合约和根据立法会所批准的水平，把自愿减薪的百分之五点三八回复到二○○二年的水平，换言之，局长每个月二十八万二千左右的薪金，回复至立法会所批准的二十九万八千一百一十五元这水平──若是立法会没有任何新批准的话就会是这水平。若再根据这水平上调百分之八点一，就会是三十二万二千二百六十元。这在我们刚刚在下午交给立法会的文件都有详细列明，也有上载至互联网，大家可以详细看看这些数字。
记者：如果不是用二○○二年的水平，这个增幅其实是高於８．１％？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这要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加幅一定是有比较的。刚才我说过，自愿减薪这件事并不是立法会所批核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在几年前，问责官员因应需要作出一次自愿减薪。在换届的情况下，政府要给新合约予下一届官员时，是需根据立法会财委会所批准的水平，放入合约中，所以合约内无论如何都会写二十九万八千元这个数字。现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采纳了独立委员会的部分建议，把过往十年没有调整过的数字上调百分之八点一，具体数字就是我刚才所提的薪金。
记者：第一条问题是候任特首是否已同意你们提出的薪酬条款建议？第二条问题是今次的政治助理大幅减薪，是否反证了现时的政治助理是物非所值？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我们在把这建议呈交行政会议前，有透过现行两个特首办的安排，知会候任特首办，但当然我们是不需要得到候任特首或候任特首办的同意。因为我们每次换届时，都是当届的政府帮助下一届去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避免利益冲突。所以我和我的同事都要研究在下星期呈交立法会时，是由哪一位官员出席来寻求支持，这是第一个问题。但我留意到就政治助理的大幅减薪建议，候任特首的重组建议对这方面都有采纳的。第二个问题请你说多次。
记者：来届的政治助理会大幅减薪，是否反证了现届的政治助理是物非所值？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我相信这是回应到社会上对政治助理在四年前，在订定薪酬水平时比较偏高的一种比较强烈意见的一种回应。我自己亦说过，虽然我们每位政治助理同事都很努力工作，但很多时，第一，他们在「幕后」工作比较多，认知率并不高。第二，见到工夫的情况亦不多；另外，亦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有时政治助理要帮忙做立法会拉票的工作时，有部分的政治助理都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成功地接通电话找到相关的议员，有时可能需要其他较高级的同事帮忙。
所以大家见到今次我们是相应作出了两个主要的调整，第一是薪酬水平，就是把薪酬水平大幅下调到较现行的百分之三十五至五十五还低，达到百分之三十。第二，把工作性质由比较多对内，调整为比较多对外、对基层、和对社区。这方面我们相信是独立委员会的意见，亦能够配合候任特首对下一届的政治助理的角色定位的一项转移。
我自己相信随角色转移和薪金的下调，应该在某程度可以回应到几年前，扩大问责制时的其中一个社会上的批评。亦透过这次大幅下调，大家看到纯粹以现行架构来说，今次我们可节省五百万元，其中最主要的来源是因为把政治助理的薪金大幅下调。
记者：薪金减了会不会担心找不到政治人才？同时，现时立法会仍在「拉布」中，会否整件事会被拖垮？泛民仍始终觉得新的「三司十四局」未必可以符合民意，没有民意基础，会否担心酝酿另一轮的「拉布战」或其他战争？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你这个问题渗入了很多个问题。先就你原本关於聘任政治助理是否能够培养到人才。这问题，不论是我以现行官员身分来看，或是候任特首、特首办方面来看，政治助理的角色和定位应该是转向的。第一，应该是恰如其分地做一些比较多对外和对社区的工作，多於对政府内部和对立法议会的工作。
第二点，以我做了那么多年的公务员来看，每个月十三至十六万元的薪金，不论我们如何就薪金总额的基础作阐释，相对於高级公务员同事来说，这都是比较高的薪金，引致有时他们在履行职责时，反而或许会造成一定的障碍也不一定，所以下调时其实是令到他们在工作时可能更会得心应手。
第三，会令我们比较容易招聘人才，因为我们也需要顾及用某个薪金聘请一位同事时，也要他做回那个薪金要他做的工作，所以薪金下调时，我们可选择的情况反而会多一些。
最后，在培养人才方面，就算薪金按建议下调，若聘请一位政治助理，仍可以达到十万元一个月，也是个相当不错的薪金。我估计就算聘请两位、每位五万元月薪，仍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我认为有了这个弹性，对吸引人才进入政府工作，对他们定位、对他们以后工作的顺畅，其实是有帮助的。
记者：你在上星期提及独立委员会的报告时，说到委员会有考虑可加可减机制，今次是否表示不会实施？原因为何？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不是。就可加可减机制方面，大家都知道，正是因为没有调整机制，所以有关薪酬在过去十年都没有调整过。由第四届开始，每年大约是下一年的七月一日会再调整一次，是跟随通胀的丙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CPI（C））来调整。（CPI（C））在过去是有正数亦有负数的，如果是负数时便要减，正数时便会加。行会成员、立法会议员的薪津的调整都是使用这个机制，我们只不过是与他们看齐。这亦是较客观和透明度较高的，因为这方面是不牵涉任何政治决定，是多少就是多少，所以反而是个比较客观的可加可减机制。
记者：关於政治助理方面，罗范椒芬（候任特首办主管）曾说过下届政府准备批一笔钱给每个政策局聘请。这个建议是否每个局有十万元，还是这个只是薪酬上限，每个局的那一笔钱由下一届政府决定？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若这建议能获通过，每个局若需要聘请政治助理的话，不论是要聘请一位、两位，甚至十位都好，这个一笔过的拨款的上限都是为一百二十万元。换言之，任何局长或司长、副司长需要聘请政治助理，不论聘请多少位，总薪酬的有关开支都不能超过一百二十万元，而每位政治助理的薪金每月最多只是十万元。因为若以一百二十万元为上限的话，若一个月便付以一百二十万元来聘请便好像是太高，所以我们有两重上限。
记者：将来政治助理的工种是与现时不一样。现时他们是处理一些政治游说的工作，未来对议会或是对stakeholders（持分者）的游说工作会如何调整？会交给公务员处理还是交由副局长、局长来处理？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以我作为政治委任官员的四年经历来说，我印象中比较多时间是由局长和副局长肩负政治游说工作，政治助理当然会帮忙，但就过去来说，主要是与业界接触较多，譬如教育局的是与老师或教育团体有较多的接触；环境局的可能与环保团体的接触较多，他们都有做很多这方面的工夫。但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些工夫未必是市民大众很容易看得到的。而因应候任特首的主张，要政治委任的官员多些「落区」、多些听民意，预期「落区」听民意、谘询──即public engagement的时间和工夫要比现时多，我相信政治助理在这方面可以有较大比重的协助。当然有时在「危急存亡之秋」，政治助理有需要做「全程监察小组」的工作或往立法会帮忙「箍票」，例如未来这个星期需要做的，也是很难避免，也要「拉夫」。我预计他们的工作都是多元化，不过比重是会侧重於「落区」和收集意见。
（待续）
完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４日（星期一）
香港时间２２时４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