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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光议员：特首，你经常提及，要减低贫富悬殊，教育很重要，教育亦是社会流动的阶梯，你会尽量投资教育。但今年的《施政报告》对教育令很多社会人士失望，我最近经常落区，每一日都会在区内见很多家长和市民，他们谈教育的时候，有三个很重要的希望，第一是十五年免费教育（包括幼稚园），这个希望已在台湾、澳门实现，但对香港，遥遥无期；第二个不单是小学，而是中学，尤其是新高中学制之后，应该小班教学；第三是增加大学学位，这个要求对家长、年轻人是极度强烈，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子女有机会升读资助大学，这三个希望是广泛而普遍，而且跨阶层，也是立法会通过的动议。但在你的《施政报告》，这三个社会的期望都是「交白卷」的，你觉得你的教育施政，是否脱离了社会期望呢？这个情况是否不可改变？
行政长官：首先，我们在教育的投放一直没有减少，也不会减少，这是我们优先处理的。目前我们所有公共开支的百分之二十三就放於教育和培训，历年都没有减少。在教育方面的工作，历年我们都做很多，只是有人批评我们做得太多。今年的《施政报告》，我的确是针对其他民生问题，包括贫富悬殊、老人家和房屋问题。在教育方面，不是没有做，一定是继续做，你所讲的十五年免费教育，我们现时学前用学券制度，已经应付了百分之八十香港人的需要。他们足以应付孩子学前（需要）有政府资助，能就读附近的幼稚园。
有关中学的小班教学方面，小班教学是一种教学方法，你们是专家当然清楚，但不能一步到位。小学都要分阶段进行，所以在中学方面，我们不应以小班解决未来中学人口下降而缩班（的问题）。这不是理由，一定要务实、科学化去看资源用得是否恰当。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继续现时的方法在小学进行，而在中学进行小班教学，就要有一种科学方法，认为这对老师、学生好，对教育制度更加好。
增加大学资助额位，我们每年都会检讨，你亦知道，最近我们学位去到十五万（应为一万五千）这数字。我觉得，每一年都需要将一年一万四千多增至每届一万五千个学位，另外我们现时还有副学士等其他（学位）、进修专上学校。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青年已经做得到，这一直都有所改善。而且，今年贷款方面有困难 ─ 过往借钱偿还很辛苦的，我们都会做一个正式的检讨，希望能帮到其他正在修读副学士、资助学位的人。所以在教育的投放，我敢保证，张议员，我们不会减少，会继续增加。而且我深信，在教育的投放，是我们减少隔代贫穷最好的工具和方法。
张文光议员：特首，我想告诉你一个我很难想像的事实，我落区派发多种单张，惟有派教育单张，即使下雨，都很多家长特别走过来拿，无须派发，你就可以看到三大期望对家长极度殷切，你甚至无须误解，我因为只是代表教育界，这只是教师的期望，并非如此，我并不是在说一些跨大的话，因为教育的确需要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之前你说，香港的经济是第一世界的，这个大家都明白，但我们的教育是否都是第一世界呢？我觉得我们的教育，起码十五年免费教育连澳门、台湾都比不上时，这是很伤感的事情。温家宝曾经去澳门，他说澳门十五年免费教育是了不起的，这已经是数年前的事情；台湾亦做到。同样地，对於大学的学位，我们资助的只是一万五千个一年，这不能满足我们一个现代社会的期望，因此我想问特首，这三大期望，是否即使民意如何强烈，你任内绝不考虑，不愿意聆听或者没有改变的可能？
行政长官：作为行政长官，不能够不聆听，一定要继续聆听各方意见。不过我讲出我觉得现时我们做了不少工夫。还有，不要小看我们现时香港教育的成就，特别是香港的大学、中学生、小学生的成就。去世界各个地方，用公平客观的标准来评估，香港在这方面相当出色。所以往往不是单纯说我们有免费教育，我们做得到，不是这么简单。如果真要办一间好的大学，不单纯是数字上的问题，质量很重要，投放的钱亦很重要。好像我们大学，每一个学位投放的钱比其他大学投放的钱多很多，中学亦不少，小学也一样。相对其他地方而言，就政府资助数字，我想说，我们有很好的老师，也有好质素的学校，现时我不觉得我们是完美的，我也同意你的说法，在这方面我们要继续听各位的意见。在有限资源之内，尽量将资源投放在教育这个优先项目。
叶国谦议员：我也想表达刚才发生的事件。我很支持主席刚才「执正」的做法，确实令到议会能够有序地进行。事实上，我在很多街头上面，听到很多街坊，特别是家庭主妇，都很强调，看到议会这个文化是很容易教坏小朋友。所以我能够看到主席你今日这样执行，我在这方面是支持的。我想就特首，你在《施政报告》中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提及居屋的定价，会以一个可负担的水平作为厘订，与过往这个用市价七成的订立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想问你怎样去厘定呢？用一个三万元的这个家庭上限，去作为一个这样的安排，这如何去执行呢？因为有一些是一万六千元的，计上来他们是否可以支付得到呢？这方面可否详细一点，让我们香港市民能够知悉呢？
行政长官：首先，我们这次研究香港的房屋问题，就是发觉到现时没有条件、没有资格上楼进入公屋的人士，在香港有没有足够的房屋，给他们能够做到安居乐业呢？我们发觉每月家庭收入三万元以上的人能够买到私楼。但是到了万多元至三万元这类家庭，在市场的楼的确很少。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复建居屋。但是居屋一定要到位的，一定要建一些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不能够负担不起。你任意用一个造价，用一个市价去厘定居屋售价，拿出来的时候，他们负担不起是没用的。所以我们的思维要改变，不是市场主导。做社会政策时要民生主导，用个别的人来去主导。他们需要什么？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他们？买楼的时候，要有负担能力才可以买得到。公屋你不让他住，他没有资格住，没有条件住，因为他的薪金高了，你一定要想一个方法去帮助他才行。我们知道他可以租，私人市场可以租屋住。但是他退休时，连租金也付不起又怎办呢？难道又再跌进公屋网？所以我们觉得要帮他们，让他们安居乐业。针对他们的要求去做事，一定要脱离以往用市场做标准来厘定售价，一定要用一个他们能够负担能力的售价。这个最后的细节，当然要由房委会小心研究，关於它们售价如何。但不是指每个人不同收入就不同价钱。不是。我们应付的是（每月）万六元至三万元收入的人，换句说话这些楼宇，万六元负担得起，三万元也负担得起。
如何计算负担能力呢？以往都是，以香港人每个月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的收入供屋计算，如果加上利息，可以供到什么呢？我们觉得他们可以供得到大约百五万至二百万的楼，所以售价大约会在这个范围。事实上，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我的同事说过，我们研究过，我自己也是用这个方法计过很多次。所谓负担能力，就是将自己的薪水，将家庭入息乘大一百倍，就是你可以有负担能力买的楼。例如你说你可以赚二万元，我很相信你可以负担的楼就是大约二百万的楼；如果你有万五元，你可能只可以负担百五万的楼。如果多的说，万一利息升高，你会应付不来。长远利息来计算，加上这个方法，我想差不多可以做得到。但是细节，我一定要交给房委会来研究。
但是我很希望以我设计的框架来办事。第一，我们要这些楼是他们负担得起的，不是跟市场。高的我们就给高一些，这不是对症下药。第二，我希望这个市场能够活跃一些，能够可以成为一个上车盘，钱可以入得到，可以走得到，我们政府的灵活性更高，这就最好。关於转售的条件及售价，这些详细情况，我要与房委会讨论而决定。但是一定要保持一件事，就是一定要顾虑到现时住在公屋和住在居屋的市民，（让）他们感觉这是一个公平的处理，让普罗大众市民觉得公帑使用适当。这个平衡是需要做到的。
叶国谦议员：我本身也是房委会的委会，我相信我未来在房委会的工作会非常繁忙。我想跟进在现时的旧居屋计划，买家可以得到房委会的担保，可以得到九成半的按揭。那新的计划是否可以有同样的安排提供呢？
行政长官：我很相信要是有固定的收入，有特别房委会的支持，很多现时优惠的按揭方法都可以考虑采用。我很相信，厘定什么方法，其他的政策都可以配合。
立法会主席曾钰成议员：今日行政长官答问会到此结束。
行政长官：主席，可不可以让我讲几句说话。
立法会主席曾钰成议员：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首先，我刚才进来，黄毓民先生对我这样发言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冒犯、是侮辱。但是我以为这个大会里面容忍性很大，所以我没有发声。但后来到我说，那些行为好像黑社会，然后就有议员认为我有冒犯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对这件事有双重标准。我觉得我们、我自己和我所有主要官员出席这个会议的时候，都受到同一样的保护、同一样的看待。所以这件事，如果你要检讨行为的时候，我希望各位议员再检讨，（到底）黄毓民先生开头的发言和他的行为是否有冒犯和侮辱的成分，是否《会议规程》所容许，然后才厘定到有关於我所讲的发言有否冒犯他。
另外，梁国雄议员刚才掷鸡蛋的时候，我是很害怕的。我觉得这做法是很不对、很不适当，我希望亦适当地跟进。还有，我觉得陈伟业议员离开的时候，他说我冒犯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对我说我是黑社会的时候，很明显这也是冒犯的。我希望各位议员要心平气和，尊重这个议会的尊严，更知道我们是香港市民的范模，一定会看我们的行为是怎样。我们要向他们交代。而且，我们更加不能有双重标准对待别人。我很希望这件事能够公平处理。
我再总结来说，刚才黄毓民议员对我是冒犯、是侮辱；我觉得梁国雄先生掷鸡蛋是对我的攻击，我感到很担心。如果可以这样做，对我这样做，对其他官员都可以这样做。而对陈伟业议员所说的行为，我觉得相当冒犯，也是侮辱。
立法会主席曾钰成议员：《议事规则》规定，出席本会会议的官员和议员都（要）同样遵守《规则》，同样享有《规则》赋予的权利。我一直主持会议，都按照这原则来办事。今日议员和行政长官的意见，我都听到。
完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３日（星期四）
香港时间２２时１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