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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司司长于扶贫委员会会议后会见传媒谈话全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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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司长,那你是否已经rule out(排除)了强积金注资的方案和利得税?其实是一定不会实行?

政务司司长: 对于强积金我们的立场是比较明显清晰一点,因为好像我刚才所说,香港都是跟随着世界银行的模式,用一个多根支柱的方法来提供退休保障。强积金已经实行了十四年,它亦是其中一根重要的支柱,所以纯粹把供款由这根支柱搬去另一根支柱,其实没有改变情况,亦没有改善情况。所以我们觉得在报告书里其中两个经评估的方案,涉及这种转移而影响了强积金退休保障的效能,我们觉得不可取,甚至可能说是一个倒退的做法。至于利得税,当然亦是一个很敏感的议题。就算我们没有做这个报告,在早前财政司司长委派的长远财政计划工作小组的研究里已经指出,随着香港人口极速老化,就算我们只是做回我们今日现有的计划,都会在二○二九年出现一个结构性财赤,所以如何能够从管理开支和开拓收入方面来处理因人口老化而带来的公共财政问题,都是一个特区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加上如果我们认为对于长者贫穷,尽管推出了已经有42万长者受惠的长者生活津贴,如果仍然需要在这方面增加我们对于贫穷长者的支援,那一定会带来额外的公共财政压力。

记者:司长,今届政府会不会落实全民退休保障呢?以及如果你们不落实的话,会不会劳工界的反响会很大?怎样向他们交代呢?

政务司司长:每一届的政府都会有它的施政重点,本届政府其实将扶贫安老助弱已经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在过去两年,我们都推出了不少的新猷,来加强我们对于长者的支援。但是退休保障毕竟是一件非常之复杂而且很富争议性的事,亦不是单单政府可以自己决定。因为大家看得到,从周教授的报告,无论是哪个方案,其实都要有额外的社会承担,这些社会承担不外乎都是要增加税收、开拓新的税源或者是要雇主和雇员供款。如果在社会上是没办法可以就这些方面达成一些共同的看法,我不相信政府可以硬推一些政策出来。

记者:是不是预计在今届政府内应该实行不到这些退休保障?

政务司司长:其实周教授刚才跟我们的分享,他亦同意这个课题非常复杂,他亦指出,尽管或者即使我们同意他的方案,即是「全民老年金」,还有大量大量的工作要做,包括要继续计算清楚数目、一些精算的工作、法例上的工作。现在我们尚未启动这些工作之前,还需要做一个广泛的谘询,这些工作都需要时间。所以我刚才谈到现在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要让扶贫委员会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认真研究香港退休保障未来发展的各方面问题,而周教授的报告就为扶贫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参考。

记者:会不会有时间表?其实想要谘询多久?

政务司司长:我们最重要的是尽快召开扶贫委员会(会议),让今日未完的讨论可以继续讨论下去。

记者:……

政务司司长: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不是政府单方面可以决定如何去推行一个极富争议性的议题。这个议题是需要社会有广泛的讨论,需要各方面愿意去付出,才能够达致到有一个财政的能力,让我们进一步去改善香港的退休保障,进一步去协助一些贫穷的长者。政府是有这个诚意和社会共同研究和探讨这课题。但是我都希望社会亦有这个空间来让我们去共同探讨这课题,从而找到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法。

记者:不断说财赤的问题,其实政府是不是有决心去做这件事?即是之前你一直在说财赤可能会不断出现,其实政府是否有决心去做退保这政策?

政务司司长:我想公共财政的考虑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香港成功都是赖以我们有一个低税率的制度,所以随意地说可以透过增加税收,或者开征一些新税项来解决某一个社会问题,恐怕是忽视了对于经济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那经济上出现了这些负面的情况,当然对于香港的竞争力和香港经济的继续发展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当我们去尝试解决一个社会问题时,其实需要多方面的考虑。

记者:政府对于周教授的全民退休(保障)方案有什么看法?以及如何说服现在在供MPF的打工仔和老板……?

政务司司长:你问得好好,这个就是正正我们为什么说要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的空间,先给扶贫委员会去探讨,然后再在社会上有这个认真、理性的讨论。因为这件事不是今日才出现,我想过去几十年,香港社会都不断讨论退休保障这个问题,但是一说到谁人去付钞、谁人去给钱,就会有很多的争议,也不容易可以得到大家共同的看法。

记者∶政府会不会倾向有资产审查还是没有资产审查?

政务司司长∶暂时我们没有倾向性,但是这个好像我刚才指出,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取向。当资源是有限的时候,当公共资源是有限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无论是做政府或者市民,都应该认真考虑,我们是将这些有限的资源集中去帮一些有需要的长者,抑或无论长者的财政状况怎样,我们都划一去给他一个金额,这个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记者∶泛民明日有机会单独和一些中央的官员见面,你对这个有什么期望?觉不觉得好消息?可以进一步沟通。

政务司司长∶或者我都讲讲关于政改。早前泛民,特别是「饭盒会」的议员,就先后向我们表达了这诉求──争取和中央的官员会面,我们都马上将他们的要求转达给中央。中央真的作很积极的回应,先有四场由中联办张晓明主任分别以小组和泛民议员的会面,然后就有明日在深圳举行的政改座谈会。他们之后又提出另一个建议,明日的政改座谈会,因为获邀出席的是全体立法会议员,是否可以有另外一个机会,让他们单独,泛民的议员单独和中央的官员会面,我们亦马上将这个要求去转达。我很高兴讲,在很短的时间得到一个很积极的回应,就是在明日相信可以安排到另一节给泛民的议员和出席这个座谈会的三位主任,即王光亚主任、李飞主任和张晓明主任有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正如我一向所讲,我觉得这些坦诚的沟通、良性的互动,对于我们推动政改是有帮助,所以当泛民议员每一次有这些诉求时,特区政府都做好桥梁的角色,尽量向中央反映,亦第一时间将中央回覆告诉泛民议员。

(请同时参阅谈话全文的英文部分。)



2014年8月20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21时2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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