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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今日（四月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陈伟业议员对《２０１１年拨款条例草案》动议修正案的致辞全文：
主席：
在回应陈伟业议员提出的修正案前，我要重申政府订定政治委任制度的背景及思维。首先，政府所有的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的职位均是在二○○七年十二月经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批准后才开设的。一直以来，政府在聘请相关官员时都是十分严谨的，并以用人唯才的原则为基础。政府在推动政治委任制度发展最重要、最关键的考虑之一是要配合香港的政制，迈向普选。一如冯检基议员刚才所说，政治委任班子这制度能与选举制度一起走向普选，是相辅相成的。
香港在六年后，即在二○一七年便会普选行政长官，经提名委员会提名若干候选人后，全港合资格选民便可以一人一票选出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因此，我意识到在二○一七年前后，各准候选人会组织各自的班子──有些是他们的智囊、有些是他们在地区或界别的「拉票」队伍；有人会为他们撰写政纲，有人会为他们进行宣传活动，争取市民的支持和界别的配合。因此候选人在成功当选为行政长官后，便可以从其竞选班子中挑选政治委任官员出任司长、局长及其他副手等。
政府现时先设立政治委任制度，目的是让选举制度在成熟时，香港经普选产生的领导人会有自己全面的政治班子。与此同时，从二○○二年开始，政府保留了香港文官制度中最重要、最关键、最优良的部分──常任的公务员制度。常任的公务员制度是专业、常设、政治中立的。每个政策局中都设有常任秘书长的职位，有关的概念是──五年一任的行政长官和他的政治班子的上台、下台，不会影响不同的政策局和部门的恒常运作。香港可以有政治领导人的更替，但公务和政策工作是持续的。
当年在设立常任秘书长文官制度这层时，政府是参考了其他普通法国家的做法，包括英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因此，自二○○二年设立政治委任的司局长制度，及自二○○八年开始委任政治委任的副局长及政治助理后，现时是有了新的局面──就是政治的评估和分析是由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主责处理，而政策的分析和提出方案是由常任秘书长和相关的公务员同事处理，而作为每个政策局主脑的局长则需要结合政策的分析、建议和政治的评估两方面，从而厘定政策。因此，现时的制度是比以往更齐备。副局长自二○○八年年中开始上任后，就出席立法会大会和事务委员会等，协助解释政策局的立场；而在局长外访或休假期间，亦有正式的署任安排。政治助理负责与不同的界别、区议会、党派、组织等联系，并提供政治分析和总结报告，对局内厘定政策立场是十分有帮助的。
主席，不同的智库亦非常留意政治委任制度的实施。例如，新力量网络在去年十二月发表了《二○一○年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管治评估报告》。他们的评估是：自二○○八年以来公务员出席立法会会议的总次数下降了百分之五点八，发言的总次数亦约下降了百分之五十；相反，政治委任官员出席会议的总次数显著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点七，总发言次数亦比各级公务员多逾倍。我一早已意识到会有这样的结果。还记得在二○○七年向立法会提出开设副局长这层职位时，我们有个整体的承诺，就是局长或副局长都应出席立法会事务委员会每月的会议，处理最关键、最具政治性的一、两项议题。至於那些比较技术性和政策性的议题，则可以留待由公务员同事向各位解释。所以，我们现时的制度已开始实行，亦已有了雏型。
在总结前，我回应一下各位议员。陈伟业议员表示，他原先是支持开设政治委任制度的，但他认为在开设后好像是没有什么效果。事实绝对不是这回事。首先，我们自二○○二年开始，亦自二○○七年第三任行政长官上任，整个政治团队──包括司长、局长、副局长和政治助理──都是认可第三任行政长官在参选期间所提出的政纲的，并会在往后五年贯彻执行落实这政纲的。
第二，自二○○二年实施政治委任制度以来，相关的政治委任官员，包括个别局长，在出现某些政治事件后需向公众鞠躬致歉，亦有局长因这些事件请辞然后离任。从积极层面看，这制度是由整个团队来配合以落实行政长官的政纲；而从比较消极一点来看，如果有些比较负面的情况出现，亦一定会有人愿意承担政治责任的。
陈伟业议员亦问，如一个政策局中有局长、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三个人是否一个团队、是「一队波」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以我所属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为例，我和我的副局长及局内的高层公务员同事都配合得非常好，在局内的分工亦是非常明确的。我的副局长除了协助署任我的工作和处理有关政制的事宜外，亦主责处理有关人权的事宜。我的常任秘书长则除了协助我处理各方面的政策事宜外，亦主责统筹内地事务。我们这个团队的内部运作是很恒常和顺畅的。
接黄毓民议员提出了数个问题，包括国籍和外国居留权的问题，我们在各副局长上任之初确实需要处理这事。自二○○八年年中以来，政府的立场非常明确，虽然按照《基本法》，出任副局长的同事不需要放弃外国国籍，但政府会在他们上任前向其表明，不论议会内外，均对副局长层面的政治委任官员拥有外国居留权颇有意见，因此他们应按自行评估而决定是否保留或放弃其外国护照。自二○○八年以来，情况已稳定并已获得处理。
黄毓民议员又特别提及，行政长官在二○一○年的《施政报告》中再提到「旋转门」的安排是否应要加强。其实当时行政长官只是点出一个大原则，我往后在议会内已向各位议员解释了，我们的整体思维是希望在长远而言，「旋转门」这安排可更为有效。举例说，在美国出任部长、副部长等职位的人士，在四年一任的任期完结后，大多都会回到智库继续作政策研究，然后在过了一任任期后，若成功当选便又可再回到政府担当政治委任官员。我们确实希望这制度在香港可更恒常、更顺畅、更全面，以致我们发掘出来的政治人才有较多的出路，从而不论在「朝」或在「野」期间都可以对香港有贡献。
谈到这些政治人才，我又要表明：政治委任制度，特别是副局长和政治助理这两层，不是用来培训政治人才。加入政府的政治人才，就要「打真军」、并要处理当下该处理的事宜和政策议题。透过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制度，我们可以发掘到人才，在过去两、三年，大家也看到有副局长已晋升至局级官员层面，而在有核事故或旅游警示的事故时，大家也会对某些副局长的表现是比较认可和认同。虽然这制度仍在比较初期的阶段，自二○○二年到现在仅只有不足九年，而自二○○八年年中则其实是三年也未够，但政治委任制度中三层的政府委任架构已有雏型。
到目前为止，整个政府内的政治委任制度只有四十个职位。我们在过去数年制定这水平时，只设四十个职位是有本身的考虑的。虽然行政长官每五年一任，但我们不希望出现像美国总统更替时出现的「大换班」情况。在华盛顿，每四年便有数千人「换班」，但在香港最多只有四十人「换班」，因为我们希望为香港提供相对稳定的政局。我们是有参考外国的总统制和政治委任制度的安排，所以我们有政治委任团体和内阁制度；但我们也保留了普通法区下如英国的常任秘书长制度。所以这两种制度，不论是英国或美国的，我们也是尽量取其长来应用於香港。
最后说一点。今日这修订，是认为政府既然只有年余的任期，便不要继续就两个副局长和数个政治助理的职位保留财政拨备。主席，大家处理各部门的公务多年，应明白政府职位在经过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批准开设后，每个部门的总目就要包括这些财政拨备。但我亦承认，因政治委任的职位应是五年一任的，但现在只余年多，要跨越这个「栏」来聘请合适的人选，难度是越来越高的。但原则是原则，我们既然开设了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批准的职位，便要在预算案内有恰当的拨备，所以，我恳请各位议员反对陈伟业议员的修正案。
多谢主席。
完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４日（星期四）
香港时间１９时３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