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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答问会谈话全文(三)(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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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柱议员∶多谢主席。我跟进陈茂波议员刚才说的贫富悬殊。我们现时情况真的很恶劣。二○○六年的坚尼系数是0.533。今年财政司用了过百亿「派糖」,我形容为「派糖」,因为各个阶层都有,但帮助不到基层市民脱贫。特首你会不会在余下的任期做一个长远、有目的、有针对性、又可以照顾地区及全港的长远计划,扶助我们基层市民脱贫?多谢主席。

行政长官∶香港现时最重要的投放在于扶贫工作,特别在教育方面,增加社会流动速度,防止所谓隔代贫穷,我觉得这方面最重要,是根治的方法,使到所谓今天的贫穷不是明天的贫穷。香港现时有一个积极的入境政策,每天一百五十人来香港,通常来到都是基层市民,没有什么特别技能,往往没有议价能力,工资低,起初生活会很艰难。但如果经过社会福利的安排和教育的投放,他们可以在社会流动里得到应有的尊严,然后得到足够的生活回报。我有些数字,如果单纯看坚尼系数字,我们看到的是大数字,是0.5。但如果加入房屋、医疗和教育计算在内,在二○○六年大约是0.427,比二○○一年差不多。我不是说这算低,其实也算是高,但我们也避免不到城市经济体系(我们的城市经济体系是金融中心)之中,赚钱能力高的和一些新移民比较,差距的确相当大。对于贫穷的人,我们尽量使他们有屋住,有生计,有工作,另一方面教育的投放多。现时政府的开支,在医疗、教育和福利占总开支百分之五十六,比其他所有先进地区,我觉得是可取的。我们一直没有忘记这方面的责任。还有,在社会流动方面,我们每十年做统计,看看他们的生活程度有没有改善。第一个十年,由一九九六年即回归前一年至二○○五年,根据我们的统计,社会流动上升能力大约是百分之二十九。由一九九八年到二○○八年十年里,他们流动上升的能力是百分之三十三。换句话说,我们已经透过财政预算、社会政策及各项经济政策,达到提升的机会。我不是说对此满意,(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去做。但我们很希望,我们的政策能够得到大家支持,同时财政可以承担。

张国柱议员∶主席。我相信特首有些少误会。我不是主力问社会流动,不过社会流动也有些少与此有关。我关心的是我们贫苦一族。我不觉得我们现时的政策是针对性去解决贫穷问题。我相信今日特首很困难有落实的计划给我们。我想问特首,你会不会委任一位司长或多位局长,成立工作小组,甚至委员会,高层次一点研究我们的贫穷问题。不是概念上去理解,而是实质上如何帮助我们过百万的贫困人士脱贫。我想问,今日能否答应我们有一个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行政长官∶有人批评,我们现在已有很多工作委员会和谘询委员会。在社会福利方面,我们有SWAC(社会福利谘询委员会)和其他很多委员会。如果你有任何具体意见,认为有什么办法,针对贫富差距这一个大问题,(但是)直至现时为止,未曾有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控制这件事,只有共产国家尝试但亦未得到普罗大众的支持,如果我们能够有具体的方案,你说哪一方面我们要针对性处理,我们乐意考虑。

黄国健议员:特首刚才讲到楼价的问题,我们现时看到社会的房屋问题并不单纯是楼价,还有一批人由于楼价升了而把租值市场带高,产生居住的问题。我们现时有一批夹心阶层,这个阶层就是他们不能入住公屋,即是一个标准三人家庭的收入大概是一万四千元已经不能入住公屋,但是又进入不到私人市场,以政府自己的估计,居屋的标准约是二万多元,即是说政府也承认低于二万多元他们亦购买不到私人楼宇。这一批人在租值飊升时,居住成为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我不同意政府最近时常说,我们要求每个人都要有一层楼,其实并不是。这一批人据估计大约有八万户,他们的居住问题,政府有些什么措施可以帮助他们?刚才特首说,你们会进行谘询,我并非想质疑政府的谘询,因为政府有很多的谘询答应了我们,一直谘询但很久都没有结果,例如,跨区交通津贴、取消生果金的离境限制,这些到现在还未有结果。我恐怕这个谘询拖得很长,所以我想问特首,在谘询过程中,我们有没有一些临时或是短期的措施,可以帮助这些夹心家庭,解决他们的住屋重担?

行政长官:我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黄议员,我们的谘询期是五个月,我希望在五个月内,在今年十月的《施政报告》中作总结,如果有需要调校的话,我们可以提出具体的建议。最重的是市民要有共识。你所说租住单位的租金方面,我们正特别关注。这些人士在租金方面需要负荷多少,特别对于那些不是住在公屋、政府资助房屋和居屋的家庭,他们要付出多少居住开支?这方面有数字调查,如果是买楼或供楼,大约是百分之四十左右,这并不是我们历史的高峰,通常来说是接受的一个平均数字。但我并不是说当中没有一些特别艰难、很惨的情况,因此我们进行这个谘询。黄议员,我们今次谘询将会详尽和小心,会持开放的态度,希望听到各方的意见,但一定要适当地平衡。很多问题我们需要解决,做起来每个人都有一些承担;我们需要考虑土地、资源、金钱等各面。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讲好政府有没有这方面的责任,是否需要或是应不应该利用公帑来资助人们置业和投资?这点我想是最重要的。另外,就是界线应该划在哪处。暂时来说,我很相信几个月并不是很长的时间,而且我在这个会堂里已作出严肃的承诺,我一定会这样做。

黄国健议员:我并不是质疑特首的谘询,其实因为你在谘询完毕后再动工去做,或是寻觅土地诸如此类,可能有结果出来,最后可能是几年后的事。刚才我问特首,有没有想过一些较为短期的措施,可以帮助到现时已面临困难的人?例如,调升公屋的入息限制,给一些超越公屋入息限制不太多的人可以入住公屋,可以纾缓一下他们的居住困难,有没有考虑这些措施呢?

行政长官:对于现时入住公屋的资格,房屋委员会不停地每年做检讨,我很相信他们会很积极地去做,如果发觉有这样的需要,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考虑。

李国麟议员∶特首,很高兴听到你刚才答黄国健议员时说,会在谘询中关注一班夹心阶层。现时香港有很大部分人,真的上不到楼,未必想买楼,但他们也租不到楼。这些人的月薪大约是二万至二万五千元左右,差不多有十七万户,很多人租楼也租不到,因为租管改后,令他们在租金上没有保障,经常被加租,很快被人赶走,希望谘询可以做到这样。其实我不是问这方面,只是想提出我的意见,希望做谘询时可以做得比较详尽,顾及这些想租楼的人,因为租管改了令他们有这问题。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现时有很多年轻人坐在这里,是我们未来的楝梁,现时香港有一个给年青人的工作假期计划,这计划可帮忙他们去到外国地方,有一些生活体验、工作的机会,现时香港只有六个国家,例如澳洲、新西兰、加拿大、德国、爱尔兰、日本,让他们去交流,而名额也不够。我想问特首,你会否再考虑加大力度,与多些国家签署合作关系,以及加大名额,让我们的年青人有更多机会出外,丰富工作经验和生活体验,待他们返港再作出贡献?

行政长官∶很好的建议,我会跟进。

李国麟议员∶主席,多谢他的跟进,希望在跟进过后有个实在答案给我们,是否可以与更多国家签署。

行政长官∶我的意思是,我同意你的意见。我说这是好的意见,所以说会跟进,即是跟进能否落实这事。

李国麟议员∶多谢你对我的问题给予意见,多谢。

刘秀成议员:特首,本来我都想问房屋的问题,不过这个我觉得值得你关注的,当然,正生书院事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你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关于戒毒问题。我曾参观几个戒毒所,很多年青人在这里住宿和戒毒,但其实他们的年龄是应该在学校受教育的年龄,但现时并没有一个好的政策让他能够在戒毒所内读书。我想问特首,教育局局长亦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亦谈及,你会否在这方面考虑一下,如何帮年轻人在戒毒时期,可以循序有机会受到他们应受的教育呢?

行政长官:这个是必然的。戒毒是短期的,补习方式、辅助方式是可以做得到的;住院是长期的,我们一定会有特别的安排。现时有争论的是,长期是多久呢?是否一个学期或超过一个学期?正如正生书院,是数年时间。戒毒有不同的方法,那是其中一种方法,而我们与正生书院商量,在戒毒期间有一正常资助帮他们。但你都知道,正生书院有很多其他问题,我们要帐目弄清楚。我想各位议员都想知道我们帐目要弄清楚,将来的计划如何,才能达致圆满解决方法。但基本上,我们的想法与你一模一样,任何青年人在就学年龄,需要戒毒的时间比较长,超过一个学期的情况,我们一定尽量辅助他在这段期间能受教育,戒毒完毕可返回正统学校读书。

刘秀成议员:主席,我看到他们的需求,有些中学的老师或小学的老师要进入戒毒所,帮助他们。你会不会有一个政策,资助这些老师进入戒毒所帮助他们?你刚才说有机会让他们补习等等,但现时这件事情不大清晰。

行政长官:我想是个别的需要,现时戒毒的方法多样。有些是短期的,不用住院的,自行回家在政府学校继续读书。另外,在学校内,社工特别是心理上作辅助。如果要离开学校的话,尽量有老师帮助他,希望能用上补习的方式,短期间相信没有大问题。长期的话,例如正生的方法,我们特别作出安排,现时我们还在斟酌做法。如果真的可以证明,长期有此需要,戒毒需要超过一个学期,我们该怎样适度安排合资格的老师教授主要科目,让他们成功戒毒后返回正规学校、主流学校?这个我们希望可以做得到,现时的方向是这样。当然,你说是否足够?是否学校老师一起去,资源方面要安排的,对吗?我相信在这些特别的戒毒地方内,老师要有特别的培训。

谢伟俊议员:早前中文大学有一个民调,报告说接近二十五个百分比的人赞成激烈行动,甚至有些结论说香港濒临暴动的危机。主席,去年我们有关于加生果金的问题,曾经在本会,行政长官接受答问的时候,有一些议员向特首掷蕉。当然,由于政策上的犹疑,令到市民很不满,但我去年坐在这里的时候,很明显,由于我有观察特首的反应,当时特首亦给人感觉是情绪容易表露。当时谭耀宗议员发问问题的时候,特首的反应,可以说面色一沉。我的理解似乎就是那个原因比较重要,但导致后来很多人抽水,说这个是由于某君,他们的激烈行动,导致政府改变政策。甚至在早几日有些人在公开论坛上说,由于他的行为导致政府增加生果金。特首,这可能是香港本世纪最大的政治诈骗案,导致香港现时所谓政治的感觉,以为一定要有激烈的行动才可以争取到东西。我想,所谓hear from the horse's mouth,由特首一次过向本会澄清,究竟当时政府改变生果金政策是基于什么原因?不要再给人抽水,亦不要再给人继续诈骗下去,多谢主席。

行政长官:实际情况是,香港是多元化的社会,有不同的意见是必然的,而且我们处理的方法是公开讨论,激辩往往出现。如果认为我们激辩的情况是一个和谐的标准,你当然感觉不和谐,但市民的判断是很清楚的。分析你所说的民调,就是市民认为应以协调和妥协的方法处理问题,不论是个人自己的请求或社会上大的政策,这个是很清楚的。在许多场合里我已经说过,当时在议事堂里我亦有说过。在社会亦然,我认为不应该以粗暴的方式来表达意见,一定要心平气和,理性地讨论这些问题。当然有些粗暴行为发生的时候,面色一沉也容许我吧,是吗?对于生果金的问题,当时我以为有很合逻辑的言论,认为我们商议生果金是给一些特别有需要的人、老人家。但当时我得不到社会上的支持,特别是得不到这个会议场里面两个大党,往往是比较支持正统言论的民建联和民主党,都认为我是错的。我受了他们的影响,亦受香港市民的影响,再提出我们新的建议,由政府批准,情况就这样简单。

谢伟俊议员:我们见到近期除了刚才说的中大民调报告之外,事实上暴力行为似乎是增加了,连城市论坛亦好像要筑起柏林围墙围住,在早几日澳门亦有暴力事件发生,更不要说泰国的红衫军事件。这些种种迹象显示,这个暴力政治行为,好像有严重化的迹象显示。我想了解一下,政府有什么措施,不论作一个调查、作一个防备,又或作一个政策上的预防,是预备这种措施和有关行动。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怎样应付呢?

行政长官:刚才我说过,我们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执法时采取容忍的态度,但一定要在守法的范围之内进行。我们时常都有游行,是不要紧的。自从回归以来,我们有几万宗游行,每天有六点七宗,什么都有,没有事的。但如果使用暴力,便不得到市民的赞同,超出了(规范),比如与警察有身体碰撞,政府一定会执法,市民亦一定会要求我们执法。但议会场里面的行为,并非我们可以做到,要靠各位议员共同努力,维持你们认为需要的议会尊严,而议会规则要更加严厉执行。这是你们要处理的事,我相信香港市民对这方面有些期望。

(待续)



2010年5月6日(星期四)
香港时间21时5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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