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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议员：刚才曾先生所讲的是颇肺腑之言和感性的，但是我自己听过之后，我觉得你所说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那么我现在感性的跟你说，情为民所系，不是只是说情，有时我很害怕你一件事，就是再说下去是有情饮水饱。我很想知道，实质上当你说对香港市民说有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实际的政策去表达你那种情呢，而不是有情饮水饱呢？不是说一个老公和老婆说「我爱你」，然后跟自己有很多钱出去花天酒地，但是就不给家用，那么你都知道我想问的是最低工资，这方面，你会不会做呢？那么你权为民所有，你就委任了所有商界入行政会议，这名单已四处都是，民又在你心目中里面，怎样去分享到那个权呢？我又看不到，所以即是希望，当你说情的时候，是真情，而当你说权的时候，真的是分权。
行政长官：事实上，整件事情由头至尾，我是被「娴姐」（陈婉娴议员）所动的这个问题，即是讲出关於一个最低工资的问题，在竞选时间我听她说了肺腑之言，亦做了我自己认为的份内，在现在的时间之内，在社会还未有共识之前，所能够有限做到的工夫，我是已经尽量做到。「阿人」（李卓人议员）你知道我已经在政府内部里面，我们合约用标准合约，我们希望亦都鼓励到，亦都希望能够指引到我们其他那些资助机构跟随这样做，将这个安排更加扩大到希望去到补助学校，其他这类型的团体，更加鼓励商界亦都用这个市场的工资，用来给予他们的工人。我们很明白，现在经济复苏之时，到了今时今日，还未有人看到最低下阶层工人的实质工资有明显的增长，这个是在我心里面常常记挂的，但这件事亦都牵动到整个香港的营商环境和劳工市场结构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失业率还是百分之五点七的时候，任何一件事增加了这个劳动市场里面的障碍，和硬性规定的时候，可能我得出一个结果是负面的，更加影响就业的机会。我相信「阿人」你都明白我的道理。但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要继续研究，继续要探讨，我好相信有一些环境之内，如果是做最低工资，如果是适合水平的时候，或许不会影响到这个就业的情况，所以这件事劳顾会正研究中，我亦会跟进。另一方面，我亦说不会不停做，我会继续在尽我自己可能之内，可以影响范围之内，会继续地做，这是回应你和工联会数位同事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是需要共识的，不可以就是这样就去做。但是不要忘记，你刚才说行政会议，我现在不会说行政会议委任议员是谁，但是你不要忘记，郑耀堂先生是行政会议成员，他亦是劳工界的代表，是很资深的，可能你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我很尊重他的意见。
李卓人议员：我始终是那一句，即是如果曾先生，你是真的说情的话，你真的要实质有个介入，实质做一些事，为一些低下层工人，即是现在连时间表，你不要说政改时间表，连这个最低工资实施的时间表，立法时间表也没有，那你怎样说情呢？你继续说情，然后继续要我们饮水去饱，这样又行不行呢？我很尊重郑耀棠先生，不过郑耀棠是指一个，如果你十多个里面得一个是劳工界的代表、基层的代表的话，那么其实你说是否足够呢？是否权为民所用呢？
行政长官：我有一件事，就是你说我没有做，但我是有做的，现在现时政府的安排我相信已经受惠了超过数万的工人，亦都希望这个覆盖面会继续扩大，所以我觉得那件事不只是口说，是根本实质上正在做一点工夫，我亦都会在这方面继续努力的。另一方面，会跟进现时在劳顾会的讨论。
李国宝议员：请问行政长官有什么方法来加强特区政府和内地官员的沟通呢？
行政长官：这方面我在施政报告里已经提及，希望自己能够有多些时间和中央的有关官员，在我们共同关注的事项上，特别是中央在《基本法》里面厘定了他们有权指问的事项上多些沟通；对於经济金融发展里面需要和中央合作的，亦希望多些沟通。我自己希望找到一些时间去，希望议员对於这个不要那么敏感，每去一次刘议员便找我来这里问话，希望她不会那么敏感。另外我亦也会鼓励我所有的主要官员，能够勤一些，为他自己份内的工作，为了香港人的利益，最好多些与内地有关的官员、省市的官员和中央的官员多些联系，多些做好工夫。另外我好希望秘书长亦同样这样做。除了他们之外，也很希望更加普罗的立法会议员，希望更加多些去内地体察国情，有些现时去旅行方面，或者去工作方面有困难的时候，我亦希望可以继续努力，继续做多些沟通的工夫。因为我自己深信一点，能够真真正正在政制里面，可以快一点到达各位在《基本法》写下关於普选的事，一定是建筑於互信之内，而互信方面是相向的。我希望，一方面，我们鼓励中方官员信任我们香港人会对这件事会有责任去落成我们自己的做法，香港人可以管治得香港好好的；更加好希望，所有立法会议员都是对中央、对这件事、它是无私这方面，多些认同，多些认识，对国情方面更加多些认识。
马力议员：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内提及创造了六千八百个职位。我们觉得这是做得不错的。但不知行政长官有没有留意本地最近有一个研究报告，指出未来几年香港的贸易行业会有十万个工作岗位会北移。十万个工作岗位即等如本港失业率的两个百分点。我们认为这对香港整体经济造成的冲击可能会比八十年代时香港制造业北移的影响更大。我们想知道政府对这状况有什么评估和在人力经济政策上有什么应对？
行政长官：香港现在面对一个开放性的经济体系和全球共同竞争的市场环境之下，要不停有改善、不停有变迁。而我们人力的结构亦要跟着改变，与时俱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已看见二十、三十年内，每一个工序的更改最后迁移而影响到我们本地的市场。但我感觉到一件事，马议员，我们以往当经济转型最快的时候，我们的失业率是最低的。只可惜前几年，我们不是转型转得快，而是因为有亚洲金融风暴，使我们自己内部经济失调，再加上泡沫经济，形成了我们面临的困难。所以我觉得不是怕这些技术的迁移或职位的迁移，最紧要的是我们自己有创新的能力。在新的行业，特别在高增值的行业里能产生多些职位。往往，这些不是政府内自己可以做得到，我们的能力有限，亦不知道市场现在的发展情况是怎样，市场的触觉没有商界这么凌厉。我们只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做出怎样的营商环境，制造一个环境，使到我们的商界、我们的制造业的大老板也好、中小企也好，迎这个新的形势不停去改进不停去增强竞争力。很可能有些职位是北移，亦很可能我们藉这个机会制造新的机会、创造新的行业。这三十、四十年来，战后我们香港亦经过这个程序。最紧要是对我们自己有信心、对我们创造新的力量有信心，这样才能维持香港普罗大众的生活质素能够提升。对你所说的报告我们会找同事深入的研究，看看我们会否有具体的对策和方法，不是只利用了我一方的认为市场会自动调节的信念来做。多谢你提醒我这件事。
周梁淑怡议员：很高兴从施政报告看到你这么重视创意工业，尤其是你成立的电影发展委员会，帮助电影业的发展，相信可能是你亦看到，电影业在全盛时期的八十、九十年代，每年有四百出的产量，到现时，去年只有六十四出，今年可能只有半数。但是，行政长官，其实在过去几年，已经有一个谘询委员会，已做了你现在所说的那个电影发展委员会的谘询工作，亦构思了很多东西，但亦不能扭转劣势。我想问行政长官有什么计谋或把握，可以把这个恶劣的情况扭转，真正帮助电影业再振雄风？
行政长官：有时候，并不是产量多便是好，我想都是贵精不贵多，但是现在的情况，电影业面临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就业的人数降低，我是很明显知道的。正是因为我觉得现时的情况是不满意，才希望委员会能够革新，重新来做。在这方面，周议员你自己亦有很多意见，有多具体的和好的意见，我亦希望你能够在委员会内表达你的意见，希望帮助他们，一起构思更好的方法。关於这个问题，经过我们长时间的考虑，曾俊华局长就这件事说这是一条出路，而且我亦相信，他就
这个问题，在大家辩论施政报告的时候，他可以为大家作更详细的交代，说说他的构思是怎样。但我很希望，这个新的委员会能够创出一条新的道路，希望能与业界有充分的接触和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特别听听他们认为哪一条才是最新的路线。特别是像你或其他对这件事有深入认识的人、议员和专家，可以让我们一起从长计议来做事。的的确确，电影业是香港的强项，我们不能够让世界的竞争舞台上，少了我们的声音和地位。
周梁淑怡议员：其实，业界和各方面关心电影业的人士，在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都在不同的时间，向政府重覆表达过，指出香港电影业有这么多人才，亦做了这么多成绩，最主要是政府能够有一个电影发展局，提供足够的支援和权力来推动这个行业。不知道行政长官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可否更大刀阔斧，从这方面提供足够的力度来帮助，而不是这里问一问，那里问一问，从而损失了一些时间。
行政长官：我相信我自己是抱一个开放的态度，如果变成一个管理局，怎样能够……发展局……管理局……问题是他们做的事，所希望做的事，为什么现时的委员会做不到呢？有什么事是可以现在先做出来呢？这个发展局是否一个官僚架构？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如果是一个媒介，把金钱和其他东西放进去，又有什么作用？我想不如从具体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而不是从结构或官僚的形式去看。对这个问题，我自己是抱
一个完全开放的态度，如果是管理局或发展局可以帮助业界，我是乐意去做的，是乐意去考虑的。希望这个发展局不像旅游发展局这般昂贵，要花这么多钱。
周梁淑怡议员：十分不公道的说话，我要说，虽然贵，但物有所值。
行政长官：是的，是的。
（待续）
完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３日（星期四）
香港时间２１时３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