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长官2020年施政报告》记者会答问内容（附图／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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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林太，你好，你在《施政报告》提出了高中通识科要加强改革，其实当局研究具体会怎样做？想达到什么目的？另外，这份《施政报告》要延迟一个月才发表，你十月时说要上京去商讨，其实是否往后每年发表《施政报告》时，港府也要准备上京做一轮，才可以回港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谢谢。
行政长官：第一，今年《施政报告》内的教育章节，重点是放在培育人才和青年发展。由上任到现在，我仍然非常重视教育，我亦要重新跟教育界的朋友说，过去这两、三年，重点工作是解决教育界──特别在基础教育──面对的资源问题。大家都记得，几年前，很多老师都投诉他们的职位或教席不是长期的、他们是一些合约老师、他们的教学环境充满挑战。因为人手不足，所以我们先后两年推出了大量措施，动用了135亿元经常开支，为教育界解决这些问题。但问题解决的同时，我们必须处理教育质素和教育多年来在系统上和制度上出现的问题，而通识科自从十年前推出以来一直都是争议不断。近日见到社会的纷争和这么多中小学生违法违规而被拘捕，更加令人担心在教育、在学校、在课堂里，其实学生们正接受一些怎样的教育。我不是将所有问题放在通识科，但通识科毕竟引起了社会很大的争议，所以我们必须对通识教育进行一定的改革。改革目标已经在《施政报告》说明，就是希望这个科目能够重新成为学生建立稳固的知识基础、联系不同学科的知识、培养明辨慎思的能力、以理性分析当代领域的课题、学习有关国家发展的平台，这是目的。具体来说，究竟这科目如何处理课程、评核、课本审核，以至入大学时其比重，大家要等教育局局长跟大家详细介绍。他会尽快跟大家介绍有关通识科的未来方向。
第二，关于上北京。我做了行政长官三年多，这份已经是第四份《施政报告》。如果每年在做《施政报告》之前都可以有一系列的支持措施、都可以亲自去北京争取这么多部委的支持，我很愿意去，但恐怕这不是时常可以做到，因为《施政报告》毕竟是行政长官的份内事。今年是很特殊──今年的特殊性是在于香港经历了多重打击，中央是理解的；多重打击之下，香港经济面对的困难，中央是明白的。这包括去年下半年的社会动荡、国安法的推出令美国对香港制裁，亦包括持续了接近一年的疫情影响。在这些前提下，当然是由行政长官──由我本人──主动去提出一系列措施，希望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特别得到中央的关顾和支持。有了这个回应、支持，也要详细去商谈争取的是什么、内容是怎样，所以促成了访问北京之行，并不存在说每一年的《施政报告》要到中央「走一趟」，亦反映中央今年是特别因为我刚才所说的因素，很愿意在很短时间内协调很多部委，让我在今次的《施政报告》第二章跟大家交代可以说是一系列的支持措施。多谢。
记者：特首你好，我想请问你，今日早上看到你的《施政报告》中提到有七千万人口在大湾区，会提供很多就业机会给香港的青年人。我想跟你了解一下，请问你和特区政府下一步对此有些什么进一步的计划？谢谢。
行政长官：感谢你的提问。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说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重要契机。正如你刚才引述，香港是七百五十万人口，大湾区是七千万人口，而且我看大湾区的人口还要增长，大湾区里属于所谓的中产人士也会增长，因为它是全国现在经济发展和GDP差不多是最好的地区。无论是现在七千万人口，或者是往后增长的中产人士，他们对于一些优质的服务都有很大的需求──无论是教育服务、医疗服务、安老服务、孩子发展支持的服务，这正正是香港的优势。香港过去很长的时间是一个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我们也有很多很好的社会福利发展，所以未来要是我们的专业服务提供者、我们的青年愿意跑进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他们有大量──可以说是无限的机遇。虽然我觉得现在我们一般是比较自由开放，但是到这一步，我觉得我们要比较积极。比较积极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推出一些计划、一些措施来吸引或者是鼓励香港的专业人士、香港的青年人到内地、到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就业、发展。
从青年的角度我提出了两个计划，一个是「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一个是「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的内容是这样：我们首先会提供2 000个职位，让一些在香港的企业──它可以是内地的企业，但是它在香港有分部的，它在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也有一些企业的工作，无论是深圳、广州、佛山、肇庆──它在香港招聘一些青年，尤其是近年的大学毕业生，安排他们到大湾区工作。我们给的补贴是18个月，不低于港币10,000元，每个人我们补贴10,000元的工资，让香港青年受聘到大湾区工作。有2 000个职位，我现在看大概至少有几百个是科技工作，因为最近有一些在深圳大型企业、科技企业找我，他们都希望能帮助香港青年，给他们多一些就业职位。他们比较担心内地的工资现在比香港低，要是香港特区政府愿意做一些工资的补贴，对他们吸引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是比较有效的。
第二个就是「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现在的青年人都不喜欢「打工」，喜欢创业，我们也有一个创业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现在受到疫情的影响，不能过关；要是能过关，我们打算批出一亿港币，让一些青年可以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启动创业。广东省政府跟大湾区内地城市都是非常支持的，所以在各区都成立了一些「双创」的中心，例如「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这些参与我们计划的青年可以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去开业，广东领导也同意会给香港青年等同是内地青年的所有资源，这是一些比较具体的措施。
除了青年以外，一些专业服务就有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下给予我们的措施，好像早前已经开放了法律、建筑服务，在香港的建筑承建商、法律专业人士可以更便利地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做事，这对他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希望往后透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我们可以争取更多对香港专业服务有利的开放措施。谢谢。
记者：林太，你好。两条问题，第一是关于内地投票。《附篇》都说希望二○二一年的换届选举可以推出，但其实《施政报告》还未见有一个细节草案，见到有很多问题要克服，其实有没有信心明年的换届选举真的可以推行呢？还是因为有些传媒报道指因为中央都有中央的关注，所以措施有可能会煞停呢？
第二条问题是今次《施政报告》用「重新出发」做主题，但见到很多措施都是叫人到大湾区发展。其实香港人现时最hit的话题是移民，但《施政报告》都未见有一些修复社会撕裂、行政立法关系的措施，都是不停提及中央的支持。在这情况下，特首你觉得如何可以重新出发，挽回这班移民港人的信心，让他们愿意继续留在香港？谢谢特首。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我们提过，尽管把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押后了一年，现时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职不少于一年，但已经要筹备下一年的立法会选举，亦听到很多声音说选管会要进行一些优化；我们上月亦收到选管会的建议，里面亦有提到如果特区政府想在境外推行投票需要关注的事项，现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都朝着这个方向研究。如果有足够的支持，技术上可以克服、做得到的，我们可以尝试做；但如果我刚才说的因素不出现，即是有很多人不支持或有一定的困难难以克服，那亦不能勉强。我当时说在境外甚至内地可以投票，以回应诉求，有人就说很多香港人不赞成，但那个诉求就是已经在内地的香港人的诉求。当然你问香港人，若他不用到内地，可以在香港投票，他当然没有这个热情要我们做这件事；但在内地，单单取得港澳居民居住证的香港居民都接近三十万，短短推出了不够一年便已有三十万。我每次到内地访问，无论北京、成都、上海、广东，都见到香港人，他们都说「其实我们很关心香港」、「我们和香港有联系，为何不能投票」。正是这个诉求激发我们要探讨这件事，但今日我不能够具体说我们的草拟法案是如何，或者其时间性是否真的可以赶及提出来让社会讨论。
第二，关于今次的标题──「重新出发」，这是指很多人都可以重新出发。特区政府经历了这个磨练，克服了困难，我们重新出发，带领香港。各行各业因为疫情后，有很多事情已经改变，进入一个「新常态」，亦要重新出发。这不是特别针对不让人移民，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出入境自由，每一段时间都有人希望在其他地方发展、生活或学习，这是一个我们尊重的自由，从来都不应有一份《施政报告》特别不容许人移民或不鼓励人移民。香港的优势应该由自己掌握和珍惜，然后在香港发展，「重新出发」的意思是这样。
不过既然你提到行政立法关系，我都说一说。今日我花了两小时十五分钟，可以在一个非常平静、理性的环境读完《施政报告》，我感受很深。因为大家知道去年发生什么事，是哪些议员令行政长官没有办法可以维护行政立法关系、做不到立法会议员在《基本法》下的宪制功能──即聆听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大家都知道答案。改善行政立法关系仍然是我的主调，我亦希望明日再次回到立法会接受提问的时候，可以向议员宣布，我很乐意多到立法会接受议员质询、提问或发表意见等。总的来说，我希望社会能够放下分歧，正如我在最后一章所说，希望大家都客观持平，以及大家都不只以自己的政治立场来看事情。过去一段时间是很明显，是什么立场看这件事便是这个角度；不是这个政治立场，看同一件事便完全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政治立场先行对于修补撕裂、令社会回复和谐稳定是没有好处的。我在此呼吁市民，经历了一段如此困难的日子，是时候放低歧见，我们理性沟通，求同存异，希望可以让香港重新出发。多谢。
记者：特首，第一个想问教育的问题。刚才你在记者会上提到看到教育制度出了问题，在演辞中亦讲到通识科出现异化的问题，你所说的制度问题和通识科的异化，其实是指什么呢？以及通识科的改革是否好像有报道所说会把它的评分改为合格和不合格？即是会推翻专责小组的专业意见？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特首，你在《施政报告》提到在一些反修例事件中十八岁以下被捕而又有悔意的被捕人士，警方可以考虑警司警诫。知道这个制度其实一直都有，你会在《施政报告》写出来，其实目的是否想警方都可以多用警司警诫，亦是想纾缓现时社会上的矛盾和撕裂的气氛？会不会都要求警方多用警司警诫，或者甚至乎是考虑「非法集结」等的罪行、是十八岁以下有悔意的年轻人，都让他们考虑这个方法去改过自新？谢谢特首。
行政长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通识科的改革，我要等待教育局局长详细向大家说明。但究竟所谓「异化」的问题，或者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其实大家都能看到的。这么年少的学生，即是中、小学生，竟然会没有守法意识来参加一些根本不可以想像是学生参加的活动和行为，这令人很担心；亦看到去年下半年发生的暴力事件，被拘捕人士当中有很多学生──有很多中学、小学的学生──亦有不少是教育界人士，包括老师和老师助理，这不就是反映我们的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没有否认我们的教育亦有很优秀的一面。每一件事都是这样的，我们保留一些优秀的地方，然后去改善可以完善的情况。但详情，你真的要等待教育局局长，即是是否给分、会否计入必修科、入大学的定位等，你要等教育局局长交代。基于大家的兴趣，我可能要提一提杨局长早一点安排开记者会，让大家可以早点问这一系列的问题。
关于警方的检控工作，一般来说行政长官，特别是我本人，是不干预这些的──我不干预警方的检控，我不干预律政司的检控，我亦一定不会干涉司法机关的裁决。这一段的写法是因为我们心痛，我们看到有这么多年轻学生被捕──当然是有证据才会被捕──所以在这几个月来，我时常与保安局局长、警务处处长都有讨论，我们可以如何帮助这些学生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改过自新的机会其中一个元素就是不留案底，因为当有了案底便会很麻烦，以后出国读书、领取「良民证」诸如此类，都会影响其前途。所以，这一段的写法是经过邓处长的同意——因为我不可以干预他的检控──尤其是最终决定是用警司警诫或是签保守行为，无论如何都是由警务处和律政司决定，但我们是同意、大家都同意用这个方法。
今日这个方法用得如何，我给一些数字让大家参考。超过10 000人被捕，被检控的有2 370人左右，接受警司警诫的数字不多──因为警司警诫是十八岁以下才可以申请──只有19人接受警司警诫。警司警诫是不提起诉的，基本上是不留案底，亦是释放，只是辅导他们。另外，签保守行为，英文是bind over。Bind over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由警方已经可以让他签保守行为，不会落案控告，这个学生不需要经过一个司法程序，亦是不留案底，人数亦不多──11人；另外一种人数则比较多，就是他要经过司法程序去签保守行为，英文是O.N.E. bind over，就是不提证供起诉，但要有司法程序，大家要去到裁判官面前，控辩双方，检方和defendant都要去，由裁判官同意这名人士──他不一定是学生，没有年龄限制──可以接受经司法程序的签保守行为，亦是不留案底，这种的人数比较多，有230人。我在这里鼓励和呼吁，如果还有这些被捕学生，是十八岁以下，他的家长、老师、校长、朋友，应该鼓励他去承认自己犯错。因为刚才那三种做法，都要他自己承认才可以，他要承认他真的犯错，我们可以不提证供起诉，可以警司警诫，诸如此类。希望我们这段说话能够传递出我们是很关心他们，但犯法就是犯法，有证据我们是人人平等，不能够放弃检控；但现在是有出路的，请各位被捕人士或其家长都因应情况鼓励被捕学生承认错误。警方已经同意他们会按情况，因为现在我在这里很难一概而论，或者有一个十八岁以下的人士，但他做了一些很凶狠的事情，那样就没有办法属于我在《施政报告》说的不涉及严重罪行，到时我们就没有办法采用这些方法；否则，警务处处长都同意用这个取态来处理其余那些未进入司法程序的个案。
记者：你好，林太。我想问林太，（前）港澳办副主任徐泽上星期说过，如果香港疫情持续恶化的话，其实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发展就无从谈起，而近来香港疫情比较反覆，但《施政报告》中有一些是大湾区的发展新措施，会否担心因为本港疫情未受控而那些措施变成长期搁置？第二个问题是报告提及说或者会再推行大规模的社区检测，上次政府的大规模社区检测总共大概有170万个市民接受了检测，如果今次再推出这类大规模社区检测的话，会否有一个更高目标，甚至是推行全民强制检测，以达至「清零」的目标？谢谢。
行政长官：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工作，因为两地人员不能往还，那当然影响推展这些工作，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都反覆强调，我应该在昨天已经说过，尽管有200项措施，但现时的头等大事都是抗疫，希望尽早能够遏制疫情，尽早令粤港两地人员往来，我们就可以开展有关工作。刚才我回答中央台时亦说，我们有很多青年计划，但也要人能去得到。如果青年不能够进入一个双创基地，如何谈起他可以在大湾区创业呢？所以这个说法一定是这样的。我都担心，我都希望疫情能够早日遏制下去，但这要全社会努力。你可以想像，我们在「外防输入」做到滴水不漏，但专家和科学家说这种病毒可能做不到百分之百（防止感染）。你以为它的潜伏期是十四天，全世界也有很多个案在二十天才病发，所以强制一个人检疫十四天，他走出去后，他又发病，然后又感染其他人。其实最有效当然是疫苗，疫苗之外最有效的是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减少聚会，但我们见到市民未必做得到。我们已经提了又提，每晚都在Tamar Talk提大家要保持这几件事，但有市民一来由于他们已经很疲劳，二来没有社交生活很痛苦，要参与这些大型聚会，不戴口罩、有身体接触，便使抗疫难以成功。这并不只是香港，如果市民不配合抗疫工作，全世界也很难成功，一次全民检测亦不会保证「清零」。
我刚才说过，如果真的要以「清零」为目标，我只能够构想它要这样发生：在一段尽快的时间全民检测，然后把感染个案抽出来隔离治疗。你以为「清」一次，但要做到这样，就要将每个经过检测的人关起来。如果我今日接受完检测，我明天上班，又见你们，那我也有机会传播，所以这是没用的，一定要有一个全面禁制令，包括封锁了这个城市，不出不入；每个人要留在家中，不出不入。我刚才说要在最短时间完成全民七百多万人检测，上一次的经验是两星期动员很多人，设立了火眼实验室，两星期170万人接受检测；就算效率增加一倍，700万也要四星期。香港市民、香港企业、香港金融服务业能否忍受香港四星期与外界隔绝？能否忍受四星期大家留在家中，不出不入？就算你肯，我也不知道如何可以支持你的日常生活。你知道内地有整套系统，有小区管理，可以送菜送饭，诸如此类，香港没有这套系统。所以这个所谓的全民强制检测是流于一个口号。我们现时提出三管齐下加强病毒检测亦有强制成份──如果发生于一个组群、一幢大厦或一个货柜码头，届时我便「全民」检测，不过是那个划定范围「全民」检测；而且我会禁足，即是如果有一个货柜码头出事，我们便会派出采样队伍前往，然后封了它。我已经向警方说过，届时要给我把它封锁，我们便进行检测，结果呈阴性的才可以走。这比较可行，因为是有范围；但如果全港做，我刚才已经说过、形容了给大家听，是很困难的。在《施政报告》的说法是我们不排除；如有需要，看到在什么情况之下要比较大规模去做一些社区检测，我们便做。譬如你说有一条屋邨，也是颇大规模──它有五座大厦、八千户──但也没办法，因为感染个案在那里很多，那就封了该屋邨，然后在足球场或停车场等进行检测；检测后，记录了结果呈阴性的人才可以离开该社区，是这个意思。多谢。
记者： 林太，你好，我想请教两点。第一是因为现时经济状况以至在「明日大屿」当中的投资，你有说过会用更加创新的方法，但是其实香港面对财政压力以至经济环境，你可否说说会用什么方法处理政府财政？以及面对reserve（财政储备）的水平可能是历史性的新低，这会否影响香港经济稳健？你有什么对策？这是第一。第二是今日的《施政报告》你用「重新出发」，你在不少篇幅亦有讲到政府以至整个香港，亦有说到「前进」，可否说说你自己会否也是「重新出发」、会「前进」？你可否交代你自己会否考虑连任？谢谢。
行政长官：两个问题。第一是公共财政出现了一些严峻的情况，因为经济萎缩，现时看来短期内未必可以强力反弹；亦因为本届政府由二○一七／一八年上任以来，我们推行一个很积极进取的公共经济政策──你看我在《施政报告》里引述了一个数字，在福利和医疗的政府经常开支每年都是以双位数字的百分比增加──所以现在经常性开支的水平是较往时高很多，我也大胆的说，增幅和开支水平都是历届政府之冠；亦包括今年《财政预算案》到现在经过三轮的「防疫抗疫基金」，已经动用了3,100亿元。所有的公共财政都是要很严格来管控，这件事我是支持财政司司长的，因为我自己也长期做过公共财政的工作，甚至我经过一段很艰难的日子──就是一九九七至二○○○年要压缩开支，公务员要「肥鸡餐」，要减百分之五这些资源增值，我全部都做过，我知道有多痛苦，所以现在未去到这样水平便一定要严控开支增长。
你的问题是怎样使这个困难可以消失，只有一个答覆──就是经济增长。我们的经济恢复增长，我们就可以收税、我们的土地可以有价值、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会带来收入。就是这样简单，是经济要增长。经济增长真是离不开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因为你现在环顾全球，在二○二○年有经济增长的可能只有我们的国家，其他地方还在挣扎中的情况。我在《施政报告》说，香港有这个优势，没有理由放弃这个优势而去其他地方看看可以怎样增长，不用说现在美国还是多番制裁我们，影响我们某些行业。所以第一条题目是经济要增长。
不过既然你提到「明日大屿」，我也澄清，「明日大屿」不会使我们的公共财政更恶劣，因为如果从投资角度来看，「明日大屿」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项目，过千公顷的项目是非常值钱的。虽然我会拨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做公营房屋，不过部分都是可以出售的资助房屋；还有一些是商业用地，这些全部都是很值钱的，所以你只要问一个懂这行的测量师，包括我们立法会测量界的议员，他都会告诉你这盘生意是很做得过；亦是这个原因为什么会有一位人士自己花钱去做研究、刊登报章，说他可以融资，当然我现时不会采纳他的方案，但我会在未来两三年做研究的同时去研究各式各样的方案。发展局局长已经在网志上说过，若翻查历史，香港都有用过不同方法开拓土地，是不需要动用政府财政，但今日的环境是否用回这些手段？抑或有更新的手段？这是可以探讨的。
我刚才都解释了，「重新出发」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想一想；甚至有人认为经历了二十三年回归，现在也要「重新出发」回归，因为原来很多事情都是不清不楚，又不知道「一国两制」、又不知道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又不知道国家安全有多重要、又不知道《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基本法》执行的权力。那么我们就重新学习、重新理解、重新出发。
我本人来说，我选用「砥砺前行」，我刚才在开场白都说过，这既是香港社会的写照，亦是本人的体会。我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候，不过我视那段困难是对我的磨练。大家都知道「砥砺」的意思，即是在一块磨刀石上打磨，磨过的刀会更锋利。我希望在未来这一年多带领香港特区政府以这种「砥砺前行」的精神为香港打好一个根基，其他事情我并没有想过。
记者：你好，林太。首先想问第一，《施政报告》整份用了很大的开头篇幅去说明中央的支持、「一国两制」的实施，接着在中间也有很多不同关于大湾区、融入内地的着墨，会否觉得给人很强烈的感觉，好像是面向中央多于港人？刚才民主派都有人批评说《施政报告》没有「将港人放在眼内」，提及的更多也是关于对教育、公务员宣誓等等的箝制，你自己有何回应？第二，你一直都强调房屋是你的施政重点，但由去年提及说考虑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开始，也看不到有什么很大刀阔斧的措施，就算今年公屋单位数达标，其实很多也是一些过往的新发展区和划地出来的地方，好像见不到有什么新进展。有人形容说这份《施政报告》有很多远景，但救不了「近火」，你自己又有何看法？谢谢。
行政长官：我都留意到你说某政党的评价。我可以跟大家说，在《施政报告》里，每一处提中央，背后也是关心港人。我向中央争取支持、我提出融入大湾区和国家发展，出发点也是因为香港人，若说文字表述上写中央就等同「不放香港人在眼内」或摒弃香港人，这是颠倒是非黑白，甚至可以说是「没事找事说」。如果某政党对于我这份长达三万多字的《施政报告》只有这个批评──你可说我「阿Q精神」──即是其他没有什么可以批评，只能说我面向中央。经济上来说，我刚才已说，现实点来看，今日要经济尽快恢复，当然要回复人员往来，但最大的契机是在中央支持之下开拓内地发展，就这你与所有商会，甚至外国商会说，都是这看法，因为那就是发展的「引擎」，没有理由走去一个没发展、正在萎缩的经济体去找契机。我每一个工作的出发点，涉及中央是因为关心港人。即使我说在「一国两制」下，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的宪制秩序须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都是为了香港人，否则有朝一日，我们就会不保国家安全，香港人的安全亦可以付诸流水，这个是说得很清晰，而中央──我在此强调──中央接受我提出的建议支持香港的措施，也不是为了行政长官本人，也是为了香港人，就这点我希望说得清楚。
房屋方面其实有很好的进展，我希望你看看我们《附篇》里的交代。我们将会用《收回土地条例》去收地，其实很多私人土地，我们如果要发展公营房屋也是要收地，我们是不断使用这个「尚方宝剑」去收地，但为了避免法律的挑战，使用「尚方宝剑」是要满足公众用途。换句话说，要先做完规划，要经过城规的程序，决定了是因为公众用途，例如建设基建、道路或公营房屋，我们便可以收地。收地是一条法例而已，不是什么新猷。收地本身不是什么新猷，它就是一条法例，让你可以满足公众利益便进行收地，收地的赔偿亦是经立法会同意的。
「远水」和「近火」，两样同样重要。在「近火」方面，我们每日努力兴建公屋，亦知道短时间内未必能够提供到这些单位，于是我们在三年内会提供15 000个过渡性房屋，亦知道可能只靠15 000个也难解民困，特别是住在居住环境比较恶劣、正在缴付高租金的市民，所以明年年中我们会接受现金津贴申请，以帮助那些轮候时间比较长──例如三年以上──的出租公屋申请住户，现时估计有九万户有资格领取这个现金津贴，这些是「近」的工作。但「远」的工作也要由今日起步做。如果你参考我们的单张，土地部分的表述是这样的──我们今日宣布我们达标，在十年的长策里要求的301 000个单位，我们已达标，而且稍为超标，我们找了330公顷土地可以建316 000个单位，所以是达标；接下来的十年到十五年，公、私营加起来我们也找到十万个单位。刚才说的316 000只是公营的，因为那个指标是公营；但十年到十五年，现时未划分，我们找到十万个单位，特别是来自北环线开通后的新界北和西北的单位，但五年只有十万，当然是不够，要继续做。再继续下去的说法便是如今天不开展规划，是无以为继，即是用完就没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后日就要讨论「明日大屿」，便是为后来的长期土地供应做好应该做的规划工作和基建工作。这次的铺排，我觉得在房屋、土地是写得很清楚，在每个来源应该怎样做，每一个数字我们也解释得很清楚。除了在《施政报告》，也请大家参考《施政报告》的《附篇》。
记者：林太，你好。我想问问因为留意到在《施政报告》的前言里，你用了「反抗政权行为」来形容去年发生的社会动乱。其实这个字眼上的改变是否可以预示到政府或是执法部门，未来会更多使用港区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对付一些异见人士？第二，因为你曾经预告过这份新《施政报告》的重点方向是「信心」。刚才亦有一些行家都有提及过，其实政府对去年的社会风波，以至深层次矛盾爆发的成因，是完全没有检视过，亦没有做任何修补撕裂的事。其实你觉得怎样可以重建市民对政府的信心，令到市民真的感受到风雨后见彩虹？谢谢。
行政长官：第一，「反抗政权的行为」英文是anti-government，就是反抗政府，我想也不用我多说，去年六月开始看到大部分的行为很多都是反对政府的，甚至到今年所谓的「揽抄」，即是如果有选举，当选后就是无差别地所有政府的事情都反对，直至逼到行政长官下台，然后可以争取他们的诉求，这个若不是反政权的行为，又是什么呢？所以并不存在什么「预示」、「异见人士」，我只是形容给大家知道，我们经历过一段怎样的时候和所发生的事情。这些反抗政权的行为去到某一个程度是可能违反国安法，因为大家都看到国安法里亦有一些相近的罪行，但最终都是要讲法律、讲证据的，并不会是行政长官讲了这句说话，将来所有只是讲一讲骂政府的都不可以，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去年发生事情的成因，其实现在是越来越清楚，就是整个「一国两制」落实得不准确、不贯彻，所有凡是碰到内地、中央的都会引起很大的抗争，包括二○○三年的廿三条立法、包括二○一二年的「国教」、包括二○一四年「八三一决定」的占中、包括修例风波。它们同一脉络，凡是碰到中央，就出现这个问题，包括现时抗疫，每一个碰到中央的议题就是这样。刚才已经有人问，中央的疫苗你怎样保证什么什么，这就是出于那种反对中央，或者是想影响中央与特区关系，所以我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当然，除了这个比较政治的议题或是这个长期在宪制上的抗争，是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我在最后一章也提出说：只要我们能够放下歧见、理性沟通、求同存异，以香港最大的利益为依归，我们不但止可以处理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亦可以有效地处理这些深层次矛盾，譬如房屋，譬如青年向上流动、就业，譬如觉得在参政方面没有出路，这些全部都可以一一处理，只要我们是基于同一套的宪制秩序，以及基于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多谢。
记者：你好，林太。我想问第一条问题，《施政报告》当中大篇幅讲深港和大湾区政策，但大家其实制度是不同的。说起融合方面，譬如将来资金「过河」方面会不会有难度？交通签证方面会不会再加强便利？第二个问题，其实很多政策都和大湾区有关，但如果不通关的话其实都很难展开，将来如果不做全民检测，下一步打算采取怎样的防疫措施去打消大家的忧虑？会否再请求中央的支持?还有林太你去北京的时候，你觉得中央领导人最关心香港哪一方面？是政治、民生还是大湾区融合？谢谢。
行政长官：我简单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我中英文都已回答了关于全民强制检测的问题。首先我承认和肯定我们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要做好粤港澳大湾区的工作，必须要恢复粤港人员的往来，这是必定的；而粤港人员的往来，现在看来只能够逐步有序地恢复。我们这个星期已经恢复了香港人「回港易」，很高兴有几千名香港人从在相对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安全的地方回来，不需要十四天的检疫；但香港本身未做到令内地安心，所以进入内地仍然有十四天的检疫。我们会努力去争取达致这个目标，但恐怕不是靠一次过全民强制检测。我解释了很久，我不想再重复了。
与这个问题有一点关系，在访京期间，你问中央最关心什么──中央最关心香港市民的福祉，所以韩正副总理在接见我们一行人时也公开说，凡是可以帮助香港市民的福祉、凡是可以帮到香港的繁荣稳定，以及内地和香港融合发展，他都会支持、中央都会支持、中央各部委都会支持，是这种全面支持的态度。
第一个问题，因为你是深圳的传媒朋友，情况是这样的：港深的合作是要在「一国两制」这个大框架之下，并不是要香港学深圳那套，也不是要深圳学香港那套。在「一国两制」之下，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创意去找到一个最好的融合或者最好发挥协同效应的方法。我们和深圳合作了四十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年，每一个阶段的合作形式都有点不同，最早期是香港人在那里设厂，所谓「前店后厂」；中期就是投资，我们去投资做很多事情，他们又来香港集资，又用香港的平台「走出去」；现在去到一个地步就是创科，创科亦包括专业服务、设计和金融服务业。在上次访京之行最后一站去到深圳的时候，我和深圳市领导大家都同意在未来的港深合作应该用创新的思维、用一个突破的精神，亦用一个资源共享的态度来推进港深合作。
譬如我们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里面的香港园区，即是落马洲河套区的港深科技园，要到二○二四年才有第一座楼可以入伙。如果资源共享，就看看深圳，深圳的福田区已经有一个现成可用的科技园园地，那是否可以让我们香港的创科企业先落户福田区，稍后可以回来河套区？这就是资源共享，是创新的想法。同样地，如果现在香港的科研学者要进入福田区，在签证方面或者在通关方面有阻滞──因为他们不是持有回乡证，他们可能是外籍人士──我们又有一个措施为这些外籍香港人提供便利，这些就是创新。正如早前我们在税务方面的创新，为了特别符合每日要往来的人的要求──如果你在内地连续逗留不超过24小时，就不算一天，因而不会受内地税务有关住满183日的影响而要缴交内地税──这些全部都是创新的方法，是经香港和深圳、香港和广东和经中央部委同意，我们一项一项推出的措施。
记者：你好，林太。你刚刚也提到，「明日大屿」的土地是很值得投资，想问一下林太，其实现在很多香港人甚至很多家庭都有失业或经济困难，他们的诉求又是否值得林太你去关注？作为一个香港人的特首，林太你又会否在现在这么多人提出有经济困难的诉求时，去解决他们的困难先于去投资一个长远发展？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第二个问题，想问林太，你刚才回应其他记者的问题时，你提到「重新出发」是指你会带领多香港一年多，其余东西你没有多想，亦看到你在这份《施政报告》采纳了很多建制派的意见，其实是否仍在与他们讨论或仍在争取建制派的支持，所以其实你未知道现在建制派是否仍支持你去竞逐连任下一任特首，所以才还未有一个取态？谢谢。
行政长官：第一，你的理解是错的。现在不是只先关心「明日大屿」长远的投资而忽略了市民的诉求。33 000字的《施政报告》中，大部份都是市民的诉求，即使是「明日大屿」都是未来市民对于房屋的诉求。我十年的建屋计划达标，但未来十年后该怎么办？今日20岁的年轻人希望40岁时或许能买楼，但届时土地在哪里？楼在哪里？这全都是市民的诉求。当然市民的即时诉求是有关失业，所以在这个篇章里有很多谈及就业、创造就业和如何优化我们的安全网去帮助失业人士。除了政府的部门，我们会在六个行业开创就业，这是在早前30 000个职位以外更加多的就业机会。第二方面，我们的雇员再培训局会开20 000个有津贴的培训计划。这里有20 000，30 000加上20 000便是50 000。我再在六个行业里开创一些有政府工资补贴的就业职位，特别是给近年毕业的大学生，数目现时仍正裢清，但都应该不少。这全都是回应失业的诉求。在失业以外，因为经济低迷、收入低了、经济不太好，于是怎样好?交通费我们也提供援助，我们将一些交通费减价再延续，到时候再看情况如何。这全都是回应市民的诉求，我希望你看这份33 000字的《施政报告》看得详细一点。
第二个问题，你有一个很大的假设。我刚才说了，我今日关心的、我今日的工作就是作为第五届政府的行政长官，我这份是第四份的《施政报告》，希望在未来这一年多的时间尽快落实《施政报告》里的内容。即使不可以看到它们圆满地做到，我都希望打好一个基础，使下一届政府有所依循，有一些东西不需要从头来过，这是我们现在的取态。对于建制派的意见，我们都是「是其是，非其非」。有好的意见我们会采纳；如果有一些意见我真的无办法执行，亦都未必符合我认为的公众利益，那都是没有办法可以做到，完全不会做你所说的所谓选举和政治交易。
记者：你好，林太。想问，第一，看到《施政报告》提到「清零」这个概念，刚才你亦提到认为全民检测不可行，那么实际上有没有时间表或进程去推动「清零」这目标？以及看到你在月初向一些媒体说过要达至「清零」是很困难的，但现在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清零」，是否因为内地需要？是否因为最主要要达至通关这个目的去做？以及何谓「清零」？是要14天连续零个案，还是一两天呢？「清零」后又如何确保可以继续「零」下去？是要实行「健康码」还是怎样？究竟整个规划是怎样，可否分享一下？另外，看到整份《施政报告》在政制发展方面似乎只字不提。林太，想问去年社会发生了如此大的事，有否想过在重新出发的同时，如何回应那批人的诉求？去年提过的独立检讨委员会在《施政报告》中没有看到实际的做法，究竟这件事现在是否仍然存在，还是已经胎死腹中？如果在政制上要再向民主化，其实现时政府还有没有这个规划呢？
行政长官：第一，有关防疫工作，如何形容「清零」是各家各说，我仍然觉得在未有疫苗前，靠一次过的所谓「清零」、一段时间的零个案──我们是做过的，有一段时间每天都没有本地个案，大家都很开心不用看到四时半有记者招待会──在《施政报告》里是一个给市民信心的说法，我们去力争，而不是说有一套计划、有数字计算。这种说法亦不是我第一个说的，财政司司长早前在网志上亦说，特区政府很努力，我们以此为目标，希望做得到，但要做到是非常困难，要持续在未有疫苗前，令香港完全看不到有个案是非常困难。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个案不断飙升、反覆、反弹，甚至做得非常成功的内地都仍有一些零星本地个案，不会不立即将它控制。那说法就是这样，希望你明白有时候作为《施政报告》或作为政治官员是有一套说法，让大家共同努力去做这件事，并不等于实体计算过在何时何日，所有感染会消失。
政制发展的问题，在未可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香港的宪制秩序和政治体制前，看来亦难以有进一步政制发展──如果你说的政制发展是继续进行民主化，甚至达至《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的普选行政长官。这件事若做不到，谁人需要负责？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曾经在二○一四、一五年推出了非常开放、亦可以达致大家可以普选行政长官的方案，但一场「占中」和在立法会的斗争就令事情做不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今天来说，尤其是我只剩下一年多的任期，我可以很坦白、率直地向大家说，在这年多，我的目标是防疫抗疫，第二是经济要恢复起来，第三是房屋土地。我没有打算重新再处理民主发展、政制发展这些议题。
记者：你去年提的独立检讨委员会。
行政长官：我去年已跟大家说，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想找人做也做不到，所以根本没有基础做；不过经历了磨练和困难后，我又看清楚，其实这些深层次问题──我今天也可以写一篇文章给大家──就是第一，在宪制上仍然抗拒「一国两制」；第二，不知为何，对于国家的观念不强；第三，对于《宪法》和《基本法》的认识不深；第四，受到各方各面比较复杂的政治环境影响；第五，还有一些外部势力。这些是在宪制政治层面。在社会经济层面，经济不够多元、市民不能分享到经济的成果、房屋问题未能解决、财富分配两极。我作为行政长官，做了四十年公职，我掌握这些问题，所以现在是时候逐一破解这些问题，不是再找个委员会研究一年、两年去拖延时间。今天站在大家面前是一个要去行动的行政长官，我将会用我未来一年多的时间，每日也为香港筹谋，去破解这些深层次的问题。
记者：林太，你好，有两条问题。首先是关于公职人员宣誓方面，你在第19段说，特区政府将会在今年内提交草案，但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底，其实局方是否能赶及准备？又是否暗示政府将修订草案上立法会前不会做公众谘询？而修例又会否涵盖区议员、特首选委等？违誓是否须要入狱？另外，想问「明日大屿」的问题。现时疫情再恶化，亦见不到经济复苏的时间表，可能「埋单计数」，即是库房不足8,000亿的情况下，是否还要强推这个保守造价也要6,240亿的工程？而政府在财会撤回了四个项目，是否变相让路给「明日大屿」的前期研究可以尽快通过？林太是否想藉着现时立法会没有了19位民主派议员，可以为所欲为？谢谢。
行政长官：第一，公职人员宣誓，其实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它要落实的是在二○一六年──现时说是四年前──二○一六年十一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一个《解释》，《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宣誓要求是很清楚。我们只要将那个《解释》里的内容在本地立法，譬如宣誓的行为要庄重；不可以随便说另一套说话；宣誓失败即被裁为无效，不可以再不断地做第二次、第三次宣誓，这些在今天的香港法例是没有条文的，所以要作出这个修订。另外一个修订范围是针对最近十一月十一日的《决定》，其实也是落实当时二○一六年的《解释》里的最后一段，就是说宣誓就任了，但发觉你做了一些违反誓言的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是什么法律责任呢？现在说清楚了，在《决定》里是即时丧失议员资格。那么如何在本地法律可以反映依法认定的程序，令他即时丧失议员资格？又是需要本地法例。当然，你提到宣誓人员的涵盖面，在香港国安法里的第六条说公职人员都要宣誓，这个我们还在研究中，究竟涵盖范围有多少，暂时未能决定哪些公职人员须要同样接受这个他日落实（《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本地法律的规范。修例工作能否赶得及，你要问曾局长。他既然让我写进《施政报告》，我便认为他能赶及，因为由二○一六年到现在，也研究了一段时间。
关于「明日大屿」，首先，那个比例性，希望大家明白，我们由二月到现在，在纾困方面用了3,100亿元；星期五要审议的「明日大屿」是研究基建道路如何走，诸如此类，包括财务方案，只是五亿多元，可以说这五亿多元是不会令我们的储备有丝毫受损，因为比例相差太远。他日去落实「明日大屿」的基建，包括填海费用、「三通一平」和铁路、公路，这是可以容后我们在研究融资方案时再考虑。我很有信心，它其实是赚钱的，所以如果你说有没有其他方法不需要立法会批、不需要在公共财政即预算案那边出钱，这是完全可以考虑。我希望大家对这件事的报道也要持平，不是现时要6, 000多亿元去做这件事，现时只需要给我们有前期的研究，否则根本没有基础去做任何决定。只是口讲、白纸一张，你如何能做一个如此大的计划？还有，我再强调，如果你仔细看，所谓6, 000多亿元，绝大部分不是填海的钱——填海不是很贵的事——绝大部分是基建，建一条铁路几百亿、建一条公路几百亿，这些路，我相信有没有「明日大屿」也要建，不过只是行另一个方向，因为屯门一带和新界西北的挤塞，每日你们都报道说不行了、很挤塞，我们都要解决这些挤塞问题，那些路也要兴建，不过就是看看在哪里兴建，而我们觉得「明日大屿」这个道路和铁路的规划网是更加理想而已，所以不要所有事情都归咎填海，不是填海要动用这几千亿的。
关于撤回那些编制，这是纯粹听了议员的意见，已经开了几次会，也是不支持，令各个部门都要即场或预早撤回，浪费大家时间。还有，我觉得议员不是没有道理，这些毕竟是首长级职位，是比较高级的职位，如果现时已经进入紧缩开支、勒紧裤头，市民会问为什么还要开设这些职位，所以要逐一审视。我会联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逐一审视，不是让局长自己决定要开这些职位。我们逐一审视后，如果真的要开，都只能开编外职位，是有时限的，不是开一个常额职位。如果要做这么多事情，没有理由不先收回那几份文件，只是这么简单，并没有什么企图要「打尖」、诸如此类的做法。
一个半小时，答了大家不少问题，多谢大家。
（请同时参阅谈话内容的英文部分。）
完
2020年11月25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22时51分
香港时间22时51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