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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今日（一月十日）出席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公益关爱日2016后，就标准工时及退休保障与传媒的谈话内容：
记者：（标准工时委员会方面，如何叫劳方返回谈判桌）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我们正继续努力。事实上，我亦不时有机会见到劳方的六位委员，我亦尽一切努力希望可说服他们返回会议，继续推动余下的工作。因为现时会议已去到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是要进行最后一期的谘询。在谘询过程中，也会包括在28个不同的情景下我们如何处理问题。我认为如果大家能够集思广益，最后发表的意见能表达劳工界对工时政策方面的诉求和看法，对於委员会完成其最后报告是有帮助的。梁（智鸿）主席亦很努力，在多方面做工夫。我希望六位劳方成员能改变其主意，在一月二十六日标准工时委员会开会时能出席会议，亦可以随之展开最后一期的谘询工作。
我亦希望给予委员会多点时间，因为梁主席也说过，他原定三月底提交的报告，现在要延迟一点，我们亦已表示没有问题。我们会配合委员会的要求，在时间表上大家互相配合，我相信应该给予他们多点时间完成报告。
记者：局长，退保那边，昨天社联的蔡海伟指其实是政府在订下八万元上限时造成在社会上的标签效应。其实政府如何看标签的做法和上限的情况？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首先有两件事，我也想借这机会澄清，让大家了解。退休保障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亦是一个隐藏矛盾的问题。大家也知道，数十年以来，大家也在谈论是否要让全部人都得到划一的津贴，即所谓「不论贫富」、「全民」（的做法），抑或是针对性地把公共资源聚焦在最有需要的长者身上，其实已谈论了二、三十年。我们认为今次政府正是有勇气、承担，把问题带出来，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拿出来在坊间的，并不只是口号式地探讨，而是有数有据的，有大量数据分析，亦有透过扶贫委员会不同背景的人──有学者、有商界领袖、有劳工界代表、有立法会议员、有社会人士、有政府的技术同事，如（负责）经济研究、数字等──是首次有一个集体的努力去看这件事。拿出来的时候，我们正正知道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都说这是高度争议的，但我们仍愿意拿出来与大家讨论。在过程中，大家有不同的立场当然可以理解。事实上，在扶贫委员会内我们也没有一个整体的共识，大家也很清楚，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但我们继续拿出来讨论、听大家的意见，正正今次的精神就是要听社会人士的意见。
但是政府也表达了对问题基本上的保留，这个保留不是今次才带出来的，其实早在一年前，大家也记得了，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已经说得很清晰；财政司司长亦说过，我们一贯认为应把有限的资源聚焦在最有需要的人身上，这才能真正有效帮到他们。所以，八万元首先就不是政府的建议，纯粹是拿出来用作比较财政开支，讨论要不论贫富的、全民也可领取划一的标准金额；还是要一个针对性、只是帮助有需要长者的。也要有数据去比较──要「橙和橙比」。所以我们是基於这原因拿出来，绝对不是标签。
第二，长者生活津贴已运作了两年多，有42万名长者正在领取，他们都领取得很开心。你若和长者倾谈，他们并不认为有标签效应，而长者生活津贴也是有资产、入息的上限的。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希望大家社会人士也心平气和，理性讨论。我经常强调，这个议题是一个难度高、极敏感和复杂的问题，但我们愿意拿出来讨论。我相信五个半月的谘询期完结后，我有信心一定会有些实质的意见是我们可以采纳的，从而找一条适合香港的路。任何（方向），最后路如何走，都要以香港的长远利益为依归，要在长远财政来说，是可以承担的、可以持续的，亦可以有稳定性的。这几点很重要。
完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０日（星期日）
香港时间１４时０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