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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稿代立法会秘书处发出∶
以下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今日（七月十六日）在立法会年结记者会上的开场发言：
各位，我们总结这个年度立法会工作的时候，跟往年一样，我们有一份统计数字给大家，内里包括这个年度我们处理了多少法案、处理了多少附属立法，议员的提问，以及议员提出的议案的数字等等，这个大家会收到的。
我们在这个年度内一共通过了二十三项法案，而政府本年度提交的一共有二十项。为何我们通过的较政府提交的为多，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些法案，不是单在一个年度审议的，有些是上个年度未完成的，在这个年度完成审议并通过。另外，附属立法方面，先订立后审议，即「negative vetting」，一共有一百五十项，完成审议的有一百三十五项。相反，先审议后订立的，即「positive vetting」，则一共有十六项，全部已获通过。
大家也知道过去这几年，我们在审议《拨款条例草案》，即《财政预算案》，用了较长的时间。今年我们处理《拨款条例草案》都用上了超过一百小时，最后当然也及时通过了。大家也知道，我们要处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案，就是关於政改方案，即《基本法》附件一有关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修正案，这是通过不到的。由於政改的争议所引发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在过去的一年，秘书处的工作亦相当繁重。在去年有接近八十日占领行动的时候，立法会大楼附近有很多占领的人士聚集，亦曾发生过一些冲击事件。另外，会议要就议案进行表决时，由於我们收到警方方面的一些信息，我们亦采取了一些特别的保安措施。大家也记忆犹新，其中包括了对我们一些传媒工作者造成不便的（措施），多谢大家愿意配合。
刚才所提及的数字未必一定能够准确地说明行政立法关系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比较平均每年通过多少项法案，处理多少项附属立法，但我想指出并不是那一年通过法案越多，就表示行政立法关系越好；通过法案越少就表示行政立法关系恶劣。因为坦白说，法案的复杂程度各有不同，争议性各有不同，一项有争议的法案，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审议，甚至最后可能不获通过。所以单凭看数字，不一定能够反映行政立法关系有多好或有多差。
我以往亦曾经表示，我认为行政当局和立法机关，大家都是受市民和社会大众的制约，双方都一定要为市民服务，所以我觉得好也不会好到那里，因为立法机关的宪制职能就是把关，对政府提出议案我们要认真审议，根据我们代表的民意去审议政府的议案，所以市民亦不会期望立法机关，凡政府（提交）来的议案，我们都一定毫无异议地通过，就算是好。
相反，议会内无论各党派各议员对行政当局有什么看法，如果政府提出议案的确得到社会大多数支持，与我们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关系密切，议会不可能阻挠，所以坏也不可能坏到，要市民急通过的政府议案，我们都要否决。
但过去这一年，我自己觉得令人感到由於行政立法之间未曾有建设性的合作关系，而造成我们大家都觉得可惜的后果，就是我会认为政改方案被否决，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方案」有争议，当然一开始就知道，中央政府的底线，即所谓「八三一」框架，与立法会内泛民主派的要求有距离，或者可以说是有相当大的距离，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在整个政改争议的过程中，我不知道传媒朋友怎样看，社会大众怎样看，但我的观察就是整个过程，议会内反对派，即泛民主派与政府当局，似乎很难真正为解决问题，争取方案能够顺利通过来进行有益、有建设性的磋商。当然有几次会面，包括与中央官员会面，但正如大家知道，似乎都是各自申明自己立场，重复对对方观点的不同看法，或反对（对方的观点）。
在表决的前夕，负责政改的政府官员亦有跟不同的党派有接触，但我们见到这些是相当短暂的。基本上是无助於拉近距离，或争取到原先反对的议员转过来支持的。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似乎是看不到双方是有真正的合作磋商，真正为了缩窄距离，达成共识而进行努力，我觉得这也说明了我们常说的行政立法关系里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任期只余下最后一年，我记得去年总结的时候也曾说，即我们刚刚过去的一个年度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年度，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要去做，有关我们的政制发展，有关我们能否於二○一七年和二○二○年，先后引入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的普选。现在过去了，我们失败了。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在现届政府余下的任期内，也不会重提政改的议题。我亦看不到余下的这一年，即我们这任期的余下一年，还有什么可以做，对於我们由於政改失败所造成的管治上的问题，有什么可以改善得到。
不过，我们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法案，可能亦带有一些争议的法案还需我们去处理。譬如我知道国际社会也关注我们的版权法，《版权修订条例》是否可以通过，政府也有计划在我们复会之后提交。我希望在政改争议暂时告一段落的时候，在我们余下的任期，可以集中精力在一些重要的法案上，我们能够做好它，回应市民，以及甚至国际社会的期望。
完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６日（星期四）
香港时间１９时４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