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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今日（六月十四日）上午出席智经研究中心及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合办的「扶贫及商界参与」论坛的致辞全文：
李国栋主席、刘鸣炜副主席、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刚好一个星期前，我和Donald（智经研究中心主席李国栋）一起出席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的「好．厨房」社会企业的开幕礼，并一齐「炒．好菜」，今天又和Donald出席由智经研究中心举办的「扶贫及商界参与」论坛，可说是非常有缘。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活动，其实有一共通点：就是如果我们要认真处理现存香港的社会问题，实在需要民、商、官的参与和跨界别的合作。在跨界别的合作中，我期望传统的福利机构要更好的发挥企业精神，更重资源成效；而一向以盈利为「底线」，所谓bottom line profit的商界则需要更关心社会，并身体力行地去协助解决社会问题。民间机构和商界的积极参与，并不表示政府的角色有所退减，除了责无旁贷地制订有效的政策，投放所需的资源外，政府更要因应不断转变的环境，促成更多民间和商界的合作，建立资源和资讯共享的平台，和不断鼓励大家共同寻找创新和富创意的项目。
第四届的特区政府已经运作了接近一年，我相信大家对行政长官的施政重点都非常掌握。扶贫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我们的政策理念是为社会上有能力工作的弱势社群提供自力更生、改善生活环境的机会，但我们的公共资源一定会用於照顾不能自助的人士身上。
有见及此，特区政府在去年十二月重新设立扶贫委员会，并由我担任委员会的主席。虽然公众对扶贫委员会的工作，似乎在过去几个月都是聚焦於制订「贫穷线」，但其实委员会及其辖下六个专责小组正各自为扶贫工作绞尽脑汁，Donald和鸣炜（智经研究中心副主席刘鸣炜）是关爱基金专责小组的成员，而鸣炜更兼任社会参与专责小组成员，为我们出谋献策。其实鸣炜和在座几位朋友昨晚也在我的官邸（参加晚宴），我们进行关於社会创新的讨论。
近年谈到商界扶贫，很多人都联想起两年前成立的「关爱基金」，由政府斥资和商界捐助进行各项扶贫工作。「关爱基金」这两年得到的成效，都一定要归功於罗致光博士，因为他是由当时关爱基金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到今日扶贫委员会辖下关爱基金专责小组的主席。虽然我认同「关爱基金」的存在意义，但事实上商界在「关爱基金」的参与只是局限於传统的捐献形式，和智经研究中心今日希望藉是次论坛带出的商界扶贫理念仍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在本月稍后，其实是下星期五，会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争取额外为「关爱基金」注资150亿元，加大扶贫力度，我已公开表明暂时无意向商界劝捐，反而希望更多商界朋友能在多方面积极和直接参与扶贫工作。
我这个想法某程度上与智经研究中心在其最近完成的「商界扶贫」政策研究中确立的几点可说是不谋而合的：
第一，研究指出贫穷问题不单是基层生活困苦的问题，也是香港长远竞争力的问题。如果贫穷人士缺乏透过教育、培训、就业向上流动的机会，无论政府提供多少金钱援助或资源再分配，都会令社会出现两极化，不利经济转型，甚而削弱本港的竞争力。因此，商界对扶贫工作表示关心是理所当然。
第二，随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开拓更多跨界别的合作模式，智经一向支持以政府、公民社会和商界三方合作，共同解决贫穷问题，这个也是特区政府近年的取态。这几年来，特区政府透过「社区投资共享基金」及「携手扶弱基金」等，正正是鼓励及强化跨界协作建立社会资本，以纾缓各项社会压力。例如通过「社区投资共享基金」的资助，一班新移民妇女及青年社群自二○○四年起在黄大仙区开了一间名为「长者专门店」的商铺。他们组成销售及服务队伍，结合商界的顾问的服务及支援，为区内居民提供价钱相宜的货品及义务的家居维修及清洁服务，发挥互助精神，齐心合力建设富人情味的小社区。专门店自二○○七年脱离「社区投资共享基金」的资助后，仍然继续营运，办得有声有色。
第三，商界拥有的资源、网络、知识和经验等优势，其实并未被充分善用。这些优势可以补足政府有欠灵活和创意的弱点，亦可充当社会服务机构的资源库和顾问团队，协助解决贫穷问题。
大家可能都记得我曾经担任社会福利署署长。我离开这工作岗位差不多已整整十年。过去一年，我重新透过扶贫委员会的工作和很多的探访，让我见到一个可喜的现象。商界近年的扶贫工作其实已经比以往更积极、更投入，而民间机构则更有创意，实现了我当时鼓励的「企业精神」，这些令人鼓舞的现象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不少大型企业已从以往主要以捐款或组织企业义工队帮助有需要人士，演变至近年「落手落脚」设计和推动多元化而具持续性的扶贫项目，如二○○三年由青年企业家发展局创办的「商校伙伴计划」，亦即其后正式更改名称为「商校家长计划」，以一间公司结合一间学校的形式，由公司派出富工作经验的员工代表称为「公司大使」，由他们向大概三十至四十名中四至中六学生主持工作坊，打开课堂以外的学习空间，让同学接触商业世界，更好装备自己，面对未来的挑战。另一个我接触的例子是九龙仓集团的「学校起动」计划（Project WeCan），为基层学生提供职场影子，即所谓job shadowing及师友计划，透过另类的学习机会，扩阔其视野；又例如周大福慈善基金与香港大学合办的「汇思同行」计划，为区内弱势社群提供法律谘询服务及举办各类工作坊。这类计划并非一次性，而是从设计时已经打算持续多年举办，深化扶贫成效。
第二个可喜的现象就是见到参与扶贫的机构日益增加，除了大型企业外，中小企甚至小商铺都运用一己的有限资源为扶贫出一分力，包括提供实习机会、以公司的专长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免费服务等。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都听过深水北河街烧腊饭店东主明哥的善举，他与社区组织协会合作，推出饭票提供免费饭餐，减轻不少基层市民的负担。
第三，近年亦陆续出现另类的社会企业，以自负盈亏方式运作，致力解决特定社会问题，例如「钻的」为残疾人士提供适切的交通工具，而「光房」则为低收入家庭暂时解决居住问题。这类企业改变往日主要依靠政府或慈善机构提供资金，注入具社会成效的投资和商业运作的元素，而且成效相当显著。
智经的「商界扶贫」研究报告提出的多项建议，肯定有助於商界参与扶贫工作，让他们发挥得更好，我特别欣赏研究将焦点放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因为我深信金钱援助只能解决基本生活需要，长远必须通过教育、培训和就业，我们年青的一代才有向上流动的机会，而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解决跨代贫穷的问题。报告内的建议非常有心思，例如建议商界提供环境和资源鼓励亲子阅读，因为即使就教育而言，扶贫也不单是确保这些学生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我们还要让清贫学童有机会参与课余活动、扩阔视野，让他们不会输在起跑线。
报告内的另一项建议是建立一个网络平台，上载不同规模企业提供的资源及所参与的扶贫工作，以方便资源配对，并让各界人士了解及参与扶贫工作。扶贫委员会辖下的社会参与专责小组亦讨论过这方面的需要，我早前和小组的正、副主席会面，便认同小组应尽快筹建一个便利各界参与的综合资讯平台，让各方有志推动扶贫项目的企业和团体可以共享资讯，以及整合和引导扶贫资源。扶贫委员会秘书处已邀请了Amy（智经研究中心秘书长谢云珍）和智经的其他同事，出席六月底的专责小组会议，向委员介绍报告的内容，并协助委员讨论如何跟进研究（报告）中的各项具体建议。
在演辞开首时，我提到扶贫委员会正制订「贫穷线」。这并非单是为划线而划线的政治工作，而是反映特区政府在扶贫工作上持之以恒的决心。经过多番讨论后，委员会已大致同意了制订「贫穷线」的框架，包括采纳相对贫穷概念，和以住户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厘订贫穷主线。但我必须强调「贫穷线」不是一条扶贫线，它是一个政策工具，让我们识别贫穷人口的特征，协助制订政策，以及监察和量度政策的扶贫成效。我想指出，「贫穷线」这个工具对各位有志推动扶贫工作的商界和其他界别的朋友，都十分有用。因为通过分析「贫穷线」下的住户，可以从他们的背景，例如是长者、低收入人士、新来港人士或是单亲家庭，更准确知道社会上需要大家关顾的一群，让不论是政府或商界的扶贫工作做得更到位。按目前的工作进度，我们有信心可以如期在今年年底前公布「贫穷线」以及相关数据，届时我很乐意再跟大家详细解释数据背后的现象。
正如刚才Donald所说，政府在扶贫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有效的扶贫工作并不能局限於社会福利的范畴。我们要继续发挥香港的优势，推动产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并协调教育和培训政策，致力培养人才和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
各位朋友，扶贫的工作是漫长的，是需要社会各界本同舟共济的精神，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手法，为有需要的组群提供适切的支援。商界在这条扶贫路上有
举足轻重的角色，我深信透过今日的交流和日后建立的平台，我们会见到更多卓有成效并影响深远的商界扶贫项目。
我预祝今日的论坛成功，亦希望在往后的日子能与在座各位继续携手并肩，改善现在我们面对的本港社会问题。
多谢各位。
完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１２时３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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