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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行政长官梁振英今日（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在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主办的「行政长官与妇女组织就妇女事务交流会」的致辞全文：
Peggy（林贝聿嘉主席）、各位妇女团体的代表、各位非政府机构的代表、各位妇女界朋友，大家好。
正如刚才Peggy所说，我是就任行政长官以来第一次正式与妇女界见面，我感到十分高兴。过去几年，我虽然工作忙，我还是会尽量抽时间出来与妇女界朋友会面，这包括去年的三八妇女节，我当时在北京开全国人大会议，专程飞回来参与一个三八妇女节的活动，亦包括在今年年初时，藉母亲节时与一些基层的母亲能够与他们聚会，了解他们作为基层妇女、基层母亲，生活上面对的种种困难。
今日，我站在大家面前，我是大家的行政长官，但是我同时是我母亲的儿子，是我太太的丈夫，是我家中两个女儿的爸爸。因此，我既是行政长官，亦是妇女的受益人，如果没有我母亲当年的含辛茹苦，包括大家可能都听过的，我几岁大时，因为父亲做警察将快退休，退休时不可以继续居住警察宿舍，根据当时的房屋政策亦不可以申请入住公屋，因此一家人为父亲退休后的居住问题惆怅。我妈妈虽然个子并不太高，而且扎脚，走路十多分钟，去到西营盘的海边，日日来回地背胶花，在家中做到三更半夜。我爸爸一个月三百多元的薪金，我妈妈带着我们一家人总动员穿胶花，亦可以赚三百多元。我爸爸的三百多元是家庭开支，妈妈的那三百多元就会储存在银行，到爸爸退休，这笔金钱就是买楼的来源。如果没有我妈妈的教导、身教，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努力去解决面对的问题，我相信我今日不会站在大家的面前。
我亦是我太太的丈夫，我看到我太太在怀孕期间的生理和心理所承受的压力，我感受到一个妈妈在哺育婴儿期间方方面面的难处，对子女眠干睡湿的那种关怀。三个子女现在已经是青年人了，三个都在大学，我相信，如果不是我太太能够牺牲自己的事业，在最幼女儿六岁入小学时毅然放弃她律师的专业，我相信我不可能好像过去十多年般没有后顾之忧，去追求我自己人生的抱负，发展自己的事业。
我作为三个子女当中，两个女儿的爸爸，我亦看到两个女儿的成长，虽然是女孩子，但不影响到她们立志，不影响到她们学习、奋斗，争取她们人生的理想和梦想。所以我作为行政长官，作为我妈妈的儿子，我太太的丈夫，以及我两名女儿的爸爸，我完全感受到妇女在社会上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人生阶段，她们面对生活、事业的种种。
在香港的发展历程里，妇女在家庭、在社会的角色不断演变。我们应该说，虽然我们前面还有好一段路，但是过去香港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不断获得提升的。相信大家一定记得，至少我年少时，我记得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社会基本上仍然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今日，女性在社会上的机会和地位与当时是截然不同。
我们在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确实是作过一些努力的，例如，在1976年，政府全面实行男女公务员同工同酬这个政策。到了九十年代，社会上对於平等机会的追求进一步强化。1996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引入香港。在2001年，政府成立「妇女事务委员会」，专责就妇女事务的长远策略向政府提出建议。
在就业方面，我们知道香港的三百七十万劳动人口当中，约有一百八十万（即百分之四十八）基本上差不多一半为女性。而在大学教育方面，入读大学女生的比率约为百分之五十三，一百名学生当中有五十三名是女孩，四十七名是男孩，所以女孩子读书还是相当好的。
我刚才讲就业，我们在香港以人数来说，男女两性之间基本上是均等的。有一点，我过去一直有这样的观察，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在就业的问题上，中国的妇女，尤其是中国南方的妇女，事实上是担当了与男性一样的角色。我们看到南方的渔船上经常有妇女的渔工，以及与家庭的男性一起在船上、在海上作业；在建筑地盘方面，我们看到很多女性劳动者，很多女性工人；在我们的农田中，我们亦看到很多女性与他们男性家人一起并肩耕作，这方面在西方社会是并不普遍的。这至少说明在我们的就业或者工作需要来说，女性工作的需要和机会是均等的。
但到了今日现代社会，我们知道女性在社会上一些比较高薪厚职的职位，她们的机会至少在统计数字方面，还是较男性有所不及。现任70位立法会议员当中，女性议员只有11人，在座的李慧议员是其中一位。全港500多名区议员当中，女性议员只有89人，所以两级议会女性议员的比例都不超过20%。在私人机构内，男性仍占据大部份公司的最高层管理职位。
这个现象，并不是香港独有的。在《财富》全球500强的公司当中，由女性担任行政总裁职位的公司只占大约百分之三。
我和我的政府十分重视有关妇女事务的课题。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女性往往是家庭的核心和支柱，而家庭则是我们社会最重要的单元，是我们社会最重要的基石，和谐健全的家庭对我们社会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女性在家庭的作用和角色。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女性代表社会一半的人口、一半的人力资源、一半的专业人材、一半的消费者、一半的企业家。女性对於香港社会在将来的发展和进步是有关键的角色。
各位，今日十分感谢给我一个机会参加这个有关妇女事务的交流会，使我对香港妇女在香港社会的发展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充满希望、充满信心。在过去，凭着你们的经验、承担、毅力和远见，香港在不少妇女事务问题上取得很大的进展。例如，自2002年以来，政府已於不同的政策范畴推行性别观点主流化。政府自2004年开始制定谘询及法定组织的整体女性参与率目标。这个目标自2011年6月起已提高至百分之三十，我们希望在十个谘询委员中至少有三位是女性。为进一步鼓励家庭友善政策，政府自本年4月起向雇员提供有薪侍产假。
我知道在妇女事务的工作上，我与我的团队，整个特区政府，以及在座所有妇女界朋友，都有很长的、共同的路要走。我想藉这个机会告诉大家，我们不妨把目标定得高一点、定得远一点。我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做特区政府的伙伴，多向特区政府提主张、提建议，以及指点、批评。像今天这样的交流会，我认为我们应该经常举办。透过集思广益，透过各界的齐心协力，我们定能在香港建立一个平等开明的社会，让男性和女性有均等的机会各展所长。
过去，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两个字似乎是专门为妇女而设的，这两个字就是「归宿」。在现代社会我认为「归宿」这两个字应该理解成为我们向妇女提供选择，使到她们可以在事务、可以在家庭，在身心，三方面可以找到她们的「归宿」，可以达到丰盛和满足。事业、家庭和身心三方面，可以给予妇女在家庭、社会选择她们女性的独特角色。亦如我刚才所讲，可以在事业上与男性平起平坐。多谢大家。
完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４日（星期六）
香港时间１９时１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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