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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行政长官曾荫权今日（六月十八日）在国际扶轮３４５０地区联席午餐会的致辞全文：
各位好！这一阵子，如果你不是球迷，又不特别关心政改，可能很闷。除了全城投入世界杯之外，我相信我和余若薇议员昨晚的电视辩论，也是一个公众焦点。有人话，这场辩论好像昨晚世界杯「阿根廷对南韩」，战果反映双方实力差距很大。但我太太跟我说：「南韩都打得过半场，你过不了。」她又说：「你跟我吵架都赢不了，怎赢得了余若薇议员？」但对我来说，我的确已是尽力而为，亦都要虚心接受其他人的评价。我觉得辩论胜负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香港市民支持民主政制向前走。为了这目标，任何代价都值得。
的确，在很多情况下，人物比事情更容易引起兴趣。例如看足球，我们都喜欢看球星。近来某体育用品广告，讲到球员在球场上成败，好像就是他们一生和国家荣辱所在。在政治世界里，情况也差不多，公众往往留意政治人物的言行，多於制度上安排，法律条文等硬资料。这一点我是明白的。我自己看历史，也是喜欢看公侯将相的故事；你看得到，在现代政治中，政治人物的浮沉，政党兴衰，选举胜负，也总是来得吸引。昨晚辩论之余，出现各种关於余若薇和我的分析、评论，包括有些评论员是时装界人士，评论我们的衣和呔、我在辩论里面「黑口黑面」几多次。甚至有些电视台请了练马师，当我是匹马来点评－－只是（评）我，不是余若薇议员。
正因如此，政治人物和政党都非常重自己在公众眼中的形象，特别是在支持者眼中的形象。这是无可厚非的。在民主政治中，这些可能是政治人物和政党的生存和致胜之道。这些我也要学习。
但是，从政者永远不能忘记一件事，政治终归是「众人之事」，在香港来说是全港人的事，政治的目标，是要为一群在同一地方生活的人，同坐一条船的人，得到最大的福祉。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亦曾形容，「政治的目的是追求至善」。政党、选举这一切，应该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中介。无论在任何时候，个人和党派的利益，都不应该凌驾社会整体的利益。市民亦应该有洞察力，监察从政者，确保这样的事不会发生。
一般来说，在民意的制衡下，这样的情况不应该发生。我想起一些例子。譬如政府提议增加综援或老人金时，很多政党都会嫌加幅加得少，都希望加多点。通常我们经过一番讨论，讨价还价后，他们始终会支持政府的建议，可能这加幅与起初的要求很不同，为什么他们支持呢？因为他们知道增加的金额可以切切实实地惠及市民。相反，如果他们坚决否决，受惠者可能一些钱也拿不到，亦可能向他们表达不满。透过这种平衡，政党在争取最大的党派利益的同时，亦适当地与政府和其他党派自动协调，使整个社会都得益。
不过，在最近的政改事情上，这种党政的制衡似乎有些失效。虽然近七成半市民认为我们的政制不应该原地踏步，多数民调显示较多市民认为立法会应该要通过方案，但我们直到今天为止，亦未有足够立法会议员的支持票数。
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首先，我们通过政改方案的门槛是比较高，一般政府政策，我们需要过半数议员支持便可，但修改宪制的安排，需要三分之二议员支持才可，单凭任何一方面的力量是不足够的，我们一定要得到不同意见议员的支持，才能成事。只是得到民主派的支持，可否通过？不行；只是建制派那面，又不行；问题是如何在中间找到最大公约数。
所以，政改和刚才我所说的综援、老人金事宜，性质上有点不同。很多市民觉得政治问题都不「埋身」，虽然有意愿、有取向，却不一定会主动向议员反映。另一方面，部分较激进的泛民党派坚持不作妥协，持较温和立场的民主派，虽然主张沟通对话，但受制於较激进的泛民党派或基本支持者，难以调整立场或作出妥协。
这也正是我们发起「起锚」行动的原因，我很希望唤醒市民，关注政改，特别是「原地踏步、全民皆输」的后果。我希望不同党派议员都回归民意，以大局为重，以香港整体利益为最终的考虑。
我明白，我们身处一个自由而多元化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权坚持己见，互不相让。有时候，说「大局为重」、说「整体利益」，随时被说成「河蟹」，不尊重个人争取权益的权利。要说服其他人要以「大局为重」，要顾及所谓「实际情况」，要适当妥协──这些是政府经常强调的，也不是容易做到。另一方面，个别政党对自己的立场有所坚持，和关注他们支持者的取态，是无可厚非的。但我始终认为，在「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之间，是可以找一些适当的平衡点，而唯一的考虑，一定是社会的整体利益。
这个时刻就快来临。下星期三，立法会就会考虑是否通过政改决议案。立法会议员按下赞成掣，带给我们的社会，不单是一套更民主的选举制度，更是一套更健康、更具互信、更讲求包容共赢的政治文化，一定是有利於我们顺利达到普选；相反，立法会议员按下反对掣，不单会令政制再一次原地踏步，更播下更多互相猜疑，互不相信的种子，带来更多争拗，更多内耗，会延及非政治的题目。两个掣在立法会的标板可能相隔几厘米，但后果，单单是政改这一事，就已经是另一个五年的等待。
美国总统约翰甘乃迪曾经说过：「一个人去做他必须做的事，不应计较个人得失，不应考虑种种的障碍、危险和压力，这就是人类一切道德的基石。」摆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件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政制向前迈进。这是考验从政者能不能抵住压力，作出有利社会的决定。
我以前做过多年的贸易谈判工作，深深明白谈判的困难。每个代表都想为自己的地方争取最大利益，争取多一打衫和多一打牛仔裤的配额都是好的。开始时立场往往与其他国家南辕北辙。但是怎样也好，大家去到谈判桌，怎样能够达成协议呢？就是大家心底里非常明白，达成协议一定好过不达成协议。只要大家认清最大目标，无论谈判期间如何剑拔弩张，谈判各方最后最终都会务实地讨论如何解决分歧。
这个过程是有时是漫长、痛苦的，尤其是重大协议的签订，经常弄到限期前一晚的深夜才成事。现在，我们政改的讨论，亦差不多到了深夜时分，看来谈判可能会无功而还，我们能否迎来明朗的清晨，在乎香港社会六十位立法会议员一念之间，在乎议员肯不肯放下党派的考量，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念，给香港民主展步向前的机会。我和我的同事都会尽力去游说，希望缩窄各方面的分歧，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但未到最后一刻，我们绝对不会放弃。
我今年六十五岁，今届是我第二届任期，我完全没有连任的压力。但香港政制向前发展，迈向二○一七和二○二○普选，是我一直的梦想，我亦很相信这是普罗大众的共同愿望。我很深信，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是需要民主制度的承载；一个讲「自由开放、法治人权」的社会，更需要实践「互相尊重、多元包容」的真正民主精神。在迈向普选的过程中，我相信香港社会需要作多方面的准备，不单是民主制度的硬件方面，还有的是民主精神的软件方面。
所以，我很相信，特区官员落区派单张，争取市民支持，以至我邀请余若薇议员进行「史无前例」的电视辩论，会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从今以后，从政者，不论行政当局还是立法机关，都要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对市民；这种文化，会影响到政府和政党议政的取态。执政者不能闭门造车，特别在重大事情上，要随时准备直接面对市民解释，争取他们的支持。政党也一样，不能只顾自己党派的意见和利益，要面对广大市民。我相信，这本身就是香港迈向一个更民主的社会的体现。说到底，民主不单是讲选举制度，也不是四、五年一次选举这么简单，而是一套传统和文化，每一日默默地转化我们的生活取态。
所以，对於香港来说，昨晚的辩论，对於我们的民主发展，我深信一定有好处，没有坏处。对於二○一二政改，我这次有机会亲身将支持政改方面的观点和政制向前发展的重要性，一一向市民陈述，我的目标已经达到。
世界杯的赛事仍在进行，政改方案游说工作如火如荼。世界杯的赢家只得一队，但政改方案获得通过，全香港社会都是赢家。多谢各位。
完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８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１７时４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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