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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今午（四月十三日）在中环马车会所举行的民建联工商专业午餐讲座的致辞全文：
谭主席、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很高兴出席民建联工商专业午餐讲座，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对中港经济发展的一些看法。
在中港经济互动的问题上，我经常会想起一位朋友跟我讲有关偷渡的故事：在六、七十年代，不少内地朋友翻山越岭，偷渡来香港找寻机会。当时他们一直向南跑，但如何知道来到香港呢？当时的民间智慧是：只要见到好光的地方，就是香港。时至今日，偷渡潮不再，但若有偷渡者以为在中港边界，较黑的一边是内地，他可能会去错了地方。
近三十年来，国家飞跃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为香港带来不少机遇，亦为香港带来不少挑战。中港经济由量变到质变，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对政府的角色又有何启发？我们下一步如何走下去呢？在这里，请容许我用少许时间，简单回顾一下近代历史。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与内地的贸易量一度大幅增长，但五十年代的韩战及对华禁运使香港经济陷入低潮。当时，大量移民来到香港，不但带来劳动力，资金和技术，更加为香港注入了充满拚搏的企业家精神。南下的企业家看准战后欧美市场的潜力，在香港设厂，促成了五十年代的工业化，使香港制造业在世界市场开始冒出头来。
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加上七三年的股灾，香港经济再次受到冲击。香港厂家开始提高商品的档次，以应付其他地方的竞争。值得我们留意的是香港的金融业、旅游业和房地产业在这个时间开始迅速发展，服务业亦渐渐在香港的经济中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八十年代，香港的经济再次遇上困难。受到香港前途问题和世界经济衰退困扰。香港经济受到严重影响，而产业发展亦遇到樽颈。正当苦无出路的时候，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为我们带来再上台阶的机遇。
香港的企业「先行一步」，在内地设厂，利用珠江三角洲的低廉生产成本，结合本身的生产技术和对海外市场的触觉，使香港的竞争力再一次提升，而转口贸易亦因为生产基地的北移而蓬勃发展，金融和旅游等服务行业也发展到更高水平。
时至今日，服务业占本地生产的总值已超过九成，而香港经济也高度国际化，并且成为国际的金融和航运中心。
这只是一个简单化的回顾，没有太多细节，但大家可以看到中港的经济融合，加速了广东工业化和香港后工业化的发展。中港经济在香港人灵活务实的精神下，不断提升互补性和合作性。展望未来，我认为香港经济的增长动力将会来自知识型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内地，特别是广东省的经济融合。而这两项因素，是相辅相承，互为因果的。
一直以来，中港经济优势互补都是符合双方的自然优势，互惠互利，共创双赢。这才是两地合作的基本动力，不应该被理解为「伸手拿数」。内地是香港的腹地，为香港提供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而香港则为内地提供资金和技术。直到现在，香港仍然是我们全国，甚至是每一个省份的最大投资者。在八十年代开始，所谓「前店后厂」的关系，更使珠江三角洲成为「世界工厂」。广东省亦成为内地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经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迅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亦意识到需要脱离粗放型出口带动经济的模式，而提出调整经济结构来扩大内需的方向，以高产值、高科技和自主创新的产业带动经济增长。这些转变正好配合香港发展知识型经济的时刻，再一次为香港带来重大的新机遇。
在全球一体化下，香港不能再走低成本之路，取胜之道在於发展知识型经济，而拥有优秀的人力资源，则是推动知识型经济的关键。除了改善香港的环境，吸引人才，政府亦会加强在教育和培训的投资，而教育继续是政府经常性开支的最大范畴。去年香港的劳动人口有百分之三十一拥有专上学历，远高於十年前的百分之二十三。我们的内部研究亦显示，本港投资於大学教育的社会回报率甚具效益，可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即OECD国家比拟。
中港经济融合为政府的角色亦带来基本性的转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二○○八年发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把香港加入内地的规划蓝图之中，对香港和广东省的合作提出了重要的方向。我在去年的预算案亦提出，政府要担当「先行者」的角色。过往企业先行，政府跟进的模式，已未必能够适应两地经济的融合，政府需要更积极地参与宏观经济发展的工作。
粤港都深切了解，两地之间将走向更多元化，而且更加复杂的合作模式。香港和广东省的经济合作不单是垂直的分工，而是更立体和包括纵向的分工。我们和广东省之间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错位互补将会使到两地的优势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出来，亦都会使资源的运用更具效率。
要达到与广东省优势互补，其中一项重要条件是生产要素的流通，以及减低交易成本。这里所指的要素泛指一切与生产过程有关的资源，即原材料外的人才、资讯、资金、技术等。区域性合作已是当今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例如欧盟、东盟以及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虽然这些合作的模式不完全相同，但当中关键在於成员地区之间生产要素、货品及服务不同程度的自由流动。
我们和内地签署《内地与香港关於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的目的正是促进中港两地在经济不同层面的互动，以及生产要素的流通，从而使市场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用。而在CEPA中与广东的「先行先试」措施更突显粤港合作所起的示范作用。
在本月初签署的「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关於深化粤港合作的宏观策略，转化为具体政策措施，供国家在制订「十二·五」规划时参考。协议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协议勾划出香港能对国家作出的贡献，以及如何提升两地人民生活质素。协议并得到中央接受，使这重要政策尽量能被纳入「十二·五」规划中；此外，协议首次进行分工、互补，并制度化地说明两地在各项范畴如何定期见面、合作及落实；协议也使很多香港及广东要「先行先试」的措施均可进行，毋须再待中央批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我们会全力推动，落实各方面的具体措施，为粤港合作提升到另一个层次，为粤港人民提供更多发展的机会。
香港一直是中国一个重要窗口，是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为中国带来外来资金和技术，也加深外国对中国的认识。除了拥有先进的科技和基建，香港的重要性在於其「软实力」，从人文、教育以至法制各方面，香港在整个区域中都处於领导位置。这些「软实力」使香港对中国的作用不仅限於看得到的资金和技术，更加伸延至营商文化，处事手法等文化上的影响，而与香港接连，以及有数以万间由港资企业的广东省受的影响尤其深厚。
在国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香港要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现代化和国际视野来推动这个转型升级。这牵涉的不单是服务或产品的贸易，更加是如何把现代化植根在珠江三角洲，在发展金融、物流、旅游等产业的同时，也是把一个现代化都市所拥有的产业模式向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宣扬，为珠江三角洲就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亲身示范。
在中港经济融合的过程中，不少人曾经忧虑香港有被边缘化的危机。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港经济之间，有互相竞争的部分，但更多是互相合作的部分。曾经有人说过:「悲观者，在每一个机会中看见困难，而乐观者，则在每一个困难中看到机会。」
粤港合作在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流通是机遇无限的。在推动内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在珠江三角洲居住而人均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一万美元的六千多万人口也为香港的新知识型经济产业提供庞大市场。粤港联手开拓国际市场的吸引力，亦明显较单打独斗显著得多。
当然，香港要加强自身在珠江三角洲的竞争力，必须考虑内地最需要从香港可以得到什么。除了上述的示范角色外，香港在外国人心目中营商的信用也是我们的资产。香港人凭借多年与外国营商而赢取的信用，令香港这个品牌在世界占一席位。这份信心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得到的，我们如何利用这个优势与内地进行合作，使香港这个品牌能够结合内地的资源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方向。
将来，我们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两地的合作模式应该如何继续演变。例如两地政府有什么进一步措施可促进融合过程？珠江三角洲的同城化可否以另一种模式应用於香港？我们与内地之间的人才交流可否进一步提升？香港应该如何向外国推广珠江三角洲大都会圈？这些问题都须要我们一起努力，以行动找出答案。
美国已故总统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曾说：「只有强者可以合作，弱者只可以乞求。」（“only strength can cooperate, weakness can only beg”）。粤港各自拥有优势，而且已经在不同范畴上在全国以至世界上处於占先的位置。香港和广东省现在都身处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两个强者透过合作必定能带来更大动力。我们要努力打造一个更强更大的经济体。我深信这不单对粤港两地有利，也对国家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谢谢。
完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３日（星期二）
香港时间１４时５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