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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三月二日）与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百多名学生对话的发言重点撮要：
政府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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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末至二○○九年，香港面对金融风暴最艰难的时候，政府的角色是什么？二○○八年约九月十月雷曼事件爆发后，全球都面对信贷紧缩，十二月时失去很多订单，一月出口下跌很多，全球的贸易大部分下跌约两三成，而全球的银行不肯借钱，当时我真是看到一个「未知数」，这个金融危机会不会衍生成一个像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 的情况？当时全世界都害怕会发生这个情况，当日我们认为政府的角色是要稳定金融市场。当然美国和英国政府用很多弹药去救银行，不让他们倒下，因为如果他们倒下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香港银行是没问题的，但我们仍然面对一个问题，全球的信贷紧缩会影响他们的集资、投放资金的能力，我们的厂家指我们的银行好像收紧银根了，问题便会发生。一方面银行收紧了，另一方面个别订单很急要取货，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作为一个政府，我们当时认为在危机时应该稳定金融市场的信心。第一，是存款保证，第二，是我们思量良久并与银行探讨很久后，决定为中小企提供一个特别的贷款计划。初时计划是政府承担七成的贷款保障，后来提高至八成，而金额大约六百多七百万。其后，我到世界各地与不同的财务部长谈及此事时，大家都认为香港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这亦与香港以往的做法有些不同。
我们以往未曾用过这么大的力度保证中小企，而且银码很小，以往只达到七、八百万元。事后，我们从数字上看到，这措施可以替香港保住二十多万份工作，令很多公司避免倒闭。为什么失业率没有升至预期那么高？很多人是预期我们的失业率，会升至百分之六以上的。为什么失业率没有升至那么高？我想当时有很多措施起了保障作用。
在金融方面，政府的角色是确保市场有效运作。当然，有危机的时候，政府可以介入解决危机。当时政府亦提供不少的短期的就业机会，不希望香港出现大型失业潮。
话说回来，今日我们的危机比当时小得多，我们面对的不明朗因素是其他国家经济复苏的步伐是否能够维持。就美国而言，现时政府托市，拨了很多资金到银行体系，当消费不再回升时，可以托多久是大家的忧虑点。当然，我们希望情况会比我们推断的好。其实我们很乐观的，对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有百分之四至五，不是一个悲观的预测。我们觉得现在要审慎乐观。审慎方面，我们的取态是复苏会继续，但不可以完全不留意情况。而且，在财政预算案方面，所谓派糖，我们是希望有多些资金在市场运用。
另一方面，为什么财政预算案和去年十月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都提到楼价呢？楼价是双方的演绎，一方面小市民并不喜欢楼价升高，所以我们希望楼市能保持稳定的发展，市民可以较容易计划置业。但另一方面，如果楼市形成泡沫，会是一个危机。当经济复苏未完全回复明朗稳定时，加上现时楼价可能有潜在的危机，而这危机可能是由於短期性的低息环境形成，所以我们要小心，如果因低息环境而形成一个潜在的泡沫，甚至形成一个泡沫时，当息率改变时，泡沫可能爆破。如果经济未完全复苏，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创伤，情况会非常差。所以，从经济政策而言，我们希望在泡沫未形成前，作出示警。我们除了从市民负担楼价的能力方面考虑，从稳定复苏的角度看，亦应正视这风险。所以政府看经济方面，是要怎样衡量今年可能存在的风险，我们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青年人对前景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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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青年人的前景问题，有人认为香港近来社会发展欠缺社会阶层流动性 (social mobility)，但我最近看到一份由香港大学进行的长期追踪研究，由从前受访者所隶属的收入类别，研究他们怎样向上升，而二○○○年代数据显示，香港社会存在相当大的社会阶层流动性。
预算案之后，我和雷鼎鸣教授会面。雷教授透露自己所做的同类调查亦发现有相似的结果。
所以第一点，从数据上来看，因为经济增长令到市民机会增多及人均收入上升，而对於教育水平较高的一群，机会明显增多。
经济情况好的时候，例如由二○○四至二○○八年的时候，香港的低收入人口数字大大减少，而专业人士收入应该有所增加。但当二○○八年之后，经济开始变差，人均收入便有影响。所以我并不能个别告诉每一个人应该怎样做，但整体来说，经济增长会带来机遇。大家不要觉得香港社会没有了阶层流动性，因为数字上清楚显示是有的。
第二点，从政府角度来看，我们希望有多些楼宇供应或靠市场的力量令供应增多。但大家亦都明白，作为消费者，何时置业和租楼是个人决定，而政府的政策是希望楼市有一个稳定的发展。
完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日（星期二）
香港时间２１时１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