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食物及生局局长周一岳、生署生防护中心总监曾浩辉医生、抗疫科研应变小组成员袁国勇教授今日（五月十二日）在中环美利大厦举行记者会的答问全文：

记者：现在内地已出现确诊个案，万一香港有的话，会有什么应变措施？如果社区有爆发的话，公立医院是否能足够应付，你刚才说会与私营方面合作，现时有否和私立医院协商？请问那位墨西哥确诊病人的病毒基因排列如何？有没有什么特别？

食物及生局局长：关於类似内地一例的病人，当然我们也会像上次那样，进行隔离和医治，并尽量找寻病人的接触者名单及追踪，这也是我们现时会维持的策略。至於如果将来社区愈来愈多病人，医管局是否处理得到，这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染病人数逐渐增加的速度有多快，即传染率有多快；第二是其严重性有多大。如果两者都严重的话，当然我们很快便要动用医管局的全部人力物力，但现在我们观察到美国或者墨西哥以外地方的传染率虽然好像类似一般流感，但其严重性似乎没有我们预期那么严重，即是需要入住医院的人士未必是那么多。我们说过如果有很多人有流感的征状，但未必需要入住医院的话，我们会尽量利用医管局的发烧诊所，即fever clinic，他们在七个联网都准备了这些诊所，并在那里做分流和诊治，需要入院时才在医院处理，现时我们存有相当的设备储备，以现时的阶段分析，我们有相当大信心可以处理到有这些需要的病人。

记者：会否转介往私家医院？

食物及生局局长：我们已和私家医院谈过，因为我们现时香港只有一位病人，所以我们不建议私家医院医治这些病人，如果他们有任何这些病人，应该转介到公立医院，以便我们可以尽快确诊和医治，同时也可掌握其病征或其他病理方面的研究。但如果这个疫情影响到很多香港人而需要特别是私家医生或医院的合作，我们会动用我们的资源，包括我们储备的药物，提供给他们，让他们一起参与抗疫。

抗疫科研应变小组成员袁国勇教授：本地确诊个案的病毒，其整个基因排序做出来的改变非常少，举例来说，其表面的H蛋白的改变只有一个base pair的改变，即是一个code 的改变，所以是很少。整个基因图谱排列出来，差不多每一千个才有不足一个的改变，而排序出来看到的，其抗药性与美国那类没有分别，即金刚胺没有效用，具抗药性，特敏福和乐感清就有效；毒性方面，我们知道有些位置，如果某一个氨基酸改变会令其毒性较强，我们也找不到，所以基本上这与美国、墨西哥的病毒差不多一样，只有轻微改变，但那些轻微改变是我们预期之内，并非很大改变。

记者：酒店方面，为何决定只封同一层呢？譬如，如果乘搭升降机，以往沙士经验也是如此，可能会有一些环境污染，或者也逗留在那间酒店颇长时间，到过很多酒店不同的地方，然后才发病，才知道的话，会如何处理？第二个问题是，很多时无论作为紧密接触者或非紧密接触者都会给予特敏福作为一个预防性的治疗，会否担心出现抗药性的情况？

生防护中心总监：我们也曾想过如何界定一间酒店里的所谓亲密接触者，最终答案都是风险的评估，没有东西是零风险的，我们只不过将比较高风险的人士界定为亲密接触者。刚才我说过，同一楼层的人士风险比较高，而事实上在○三年酒店那次沙士也引证是这样，即事实上的证据。至於其他病人去过的地方，譬如健身室、餐厅、乘搭升降机，当然如果刚巧有一个同升降机的人，而病人又咳了一声，这个其实也会是一个紧密接触，但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人要认得到及出现，如果在一个实际环境内，我们会尽量问清楚病者曾经去过那些地方、会否在升降机内咳过等等，我们会将这些讯息发放出来，因为我们有电话热线的设立，所以如果有人觉得他们可能与病者有接触的话都可以打给我们，我们会问清楚历史来做一个专业评估，究竟有没有可能他也是个亲密接触者。如果你问我可不可能找到所有同升降机的人呢？我相信在操作上会比较困难一些，因为乘电梯你不会填上名字，然后入电梯内找的，所以於这方面我们有另一重保险，就是用特敏福。我们刚才说过我们会处方药物给其他所有酒店内的人，希望即使他们真的接触过病毒，都可以有药物去抑压，不致发病。至於你说会否派得太滥，恐怕有抗药性、恐怕有副作用呢？这当然是个考虑，不过我觉得因为香港现时用围堵政策，所以在初期我们要做得紧些，尽量希望不要有些传播事件发生，所以在用特敏福方面，我们会较为用得多些。至於副作用方面，刚才袁教授也说过，我们有一次酒店经验，有超过三百人服过这药，暂时来说我们经验就是副作用不算太严重。

记者：有些人说过七日的隔离期其实是否可以考虑缩短？这方面你们看法怎样？及可否再多说少少家居隔离的情况会采取什么措施呢？你刚才举了一个学校的例子，学校内如有一人确诊便会停课，会否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社区爆发，有些来历不明的源头时，都可能要停课，现时的新措施好像把警戒线放松了少许，其实对於这次在维景酒店住客和员工要困这么久，是否很冤枉呢？

生防护中心总监：七日的隔离期方面，其实是针对现时所了解人类猪流感潜伏期的最长时间。在这方面大家如果看世、美国、澳洲的网页，都是七日。至於你说有没有可能缩短隔离期呢？那便要考虑到服食药物后、服食了特敏福后，是否可以减低病发的风险，从而我们可以不用隔离七日，可以短些，四、五日也可以了，这方面我们保持开放态度，但现时来说我们暂时先维持在七日，因为这也是国际的做法，但将来若有新证据，或有些新研究，说如果用抗流感药的话可以有效减低传播性，变得未必需要七日，这个我们要视乎当时的研究结果而再调校我们的隔离时间。家居隔离亦是我们一个列出的措施，举个例子，大家都记得沙士时，如果有一个患者病发，其家人则做家居隔离，所以隔离有两种，一种是去隔离营，第二种就是在家。不过我想在初期，我们尽量用隔离营的措施的机会较大，因为我们主要是担心有些海外旅客受了感染来港，而在香港未必有住所，但隔离方面我们做了两手准备。

食物及生局局长：至於有关我们五月一日作的决定，大家记得的话，很多刚才袁教授说到的知识，我们当时是未能掌握得到的。我们当时只知道在墨西哥的爆发，有很多人染病及死亡率相当高，第二方面美国的数字没有现时的多，只知道病毒正不断传播，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争取多些时间认识这个病毒，而我们做的措施亦有效令第一个感染的病人不会把病毒传到社区，当然有人牺牲了其自由，但这亦令我们香港换取了一个宝贵的经验及时间，令我们更好地掌握现时的疫情，可以制定现时新的策略。

记者：有关学校的情况，如果有不明来历的社区爆发，是否全港学校都会停课？

生防护中心总监：我刚才举的例子是有海外学生染病后回到香港学校，我们就只关那间学校。局长刚才都提过另一个情况，就是在社区出现来历不明的本地个案，它不需要在学校发生，譬如是普通的家庭主妇，但如果我们问这个家庭主妇她有没有外游、去过什么地方，或者接触过什么可能由疫区回来的人，她全部都说没有，这个情况则可能显示，其实这个病毒已经在社区有一定程度的流行，在这情况下，我们为了安全起见亦会建议全港的幼稚园、幼儿中心、甚至小学都暂时停课，停十四日再让我们看清楚情况如何，会否有更多个案出现，影响一些小朋友。

食物及生局局长：或者我补充少许。在过去两、三个星期，世界各地很多地区的扩散都发生在学校内，大部分增加的数字都是在学校。无论在纽约也好，在美国其他地方也好或在加拿大、苏格兰、墨西哥，都是在学校扩散的机会比较大，而感染率亦是小学生，即是幼儿较高。每年的流感季节，入医院的亦是以六岁以下的小童较多，这亦是为何我们於去年开始为小朋友接种流感疫苗。所以基於这个原因，以及小孩，尤其是年纪小的小孩，是不容易遵从一些防护措施的，所以我们应该要保护这群小孩。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有一定风险的话，我们希望尽快将他们作出一个有效的社交隔离，令他们不会那么容易染病及互相传播。第二方面，当然有些家长会担心，我们如果这样做，何时才开学呢？何时才考试呢？我们现时认为，中学生或大学生应该懂得注意一般的清洁及个人生，不需要特别在这方面作考虑，但小学生方面，我们认为保障他们的健康是重要的，但教育局亦会考虑特别是小六升中的需要，如果真的要作一个应变安排，他们亦会做，这亦是考虑之列。

记者：刚才袁教授也说过，目前来看，病毒的传播性和死亡率，也不是很高，是否代表政府在过去一星期在维景酒店实行的措施，有一些over react？　及是否一开始的策略便是以维景酒店作实验？另一问题是，在昨日的生事务委员会上，也有议员提出建议，为何不可在北美来港的机上作登机检疫？政府有没有考虑登机检疫这方面的措施？

抗疫科研应变小组成员袁国勇教授：刚才局长已回答了你第一个问题，所以我没有什么更新的资料可以提供。我想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我们在那个时候便用那些资料去作一个决定，即很难回过头来说是怎样的，但你也不知道接发展会如何，你以为很傻，多做了很多工作，不是的，可能几个月后，突然那只病毒变得很恶时，那时你便会问完全相反的问题，所以，我相信你明白我说什么。

　　有关飞机的问题，也是很简单，基本上如果飞机上，譬如机师告诉我们，机上有人发烧，生署的同事一定会上机看清楚，究竟发生什么事，即时登记所有旅客的所有资料，进行隔离等措施，这样可以做得很迅速。如果你无缘无故走上去探体温，全部也多数没事，你又要登记所有资料的话，你需要很长时间，於是整班机的旅客下机的时间，可能要延迟一至两小时，甚至更长，这是否适合的做法？很明显不是，因为他下机后一样可以量度体温，一样要做健康申报。而收集资料方面，到最后我们如果真的有事，也可以从电脑全部寻回他们，那当然没有即时登机般有效率，但大部分情况我们见到是没有事的，所以变了不是很值得这样做。

记者：局长，想问因为从数字可以看到美国现在感染的个案比墨西哥为多，最初我们看，墨西哥没有直航班机来港，但美国很多城市也会有，其实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问题？同时那个风险，现在我们外人这样看觉得增加了，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一个社区爆发的规格，去应对譬如真的多了外来个案来港？

食物及生局局长：香港每日大约有18至20班从北美洲来港的直航班机，而从这些地方来的人数大约是5600人左右；在其他地方转机来港的人亦不少，譬如你发觉（香港）第一个（确诊）的墨西哥病人，实际上他是从上海转机来港；亦有人从东京转机来港、北京转机来港等等，全部都有，所以我们不可以只是针对直航机。

　　我们现时的做法是任何来港的飞机，也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我们不但发觉北美洲有确诊个案，譬如现在东京也有，即日本也有，韩国也有，甚至澳洲、新西兰也有，这些地方我相信他们面对的风险和香港一样，所以我们在口岸做的一切工作，我过去亦反覆说过很多次，不是单靠一项措施，是数项措施一起做，这包括如果有机组人员发觉有任何人不适的话，提早告诉我们，我们会派人员在舱口迎接他们，带他们往检查。第二方面，每个人也要作健康申报。第三，如果他们经过我们的体温测试，任何人有高体温，也可以被测试出来。第四，就是在入境事务处，我们的同事也会顺道问究竟他们从哪里来和他们的健康情况如何，有需要的话亦要生署的同事继续跟进。这几项起码在口岸那里做，同时他们从机场出来时，我们亦派了一些健康指引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抵港后，如果觉得不适、病发时，他们如何接触我们和如何求医，这亦希望将他们病发后的时间，至他们入院诊治及确诊的时间缩短，这些全部加起来才有效，不是单靠一样工作便行。大家要明白，任何地方也不可以单靠一个措施做一个防范工作。

记者：现在有两个隔离营用来隔离，将来如果酒店不会再隔离，会否迫爆？下一步措施会如何？同时可否预测社区蔓延，最快会在何时？会否一两个星期便来到香港？还想问问袁教授，港大之前进行的快速测试，技术是否已成熟？有多准确和多快？化验所能否承受得来？

食物及生局局长：我们现时有1000个位准备用作检疫隔离，一共分布在五个不同的营，我们现时已开始使用的就是麦理浩夫人度假村和鲤鱼门，基本上现时这两个设施仍维持在那里，随时可以使用；另外有三个现正准备中。如果真的需要更多的话，当然我们亦会继续在这方面找寻新的地方。

　　有关社区感染问题，我刚才也说过很难预测何时有感染，我们只可以继续这样来防范这方面的发生。我们尽量希望在口岸和医院的接触点察觉他们，如果他们做得到的话，我们希望社区感染能够尽量延迟或减缓。

抗疫科研应变小组成员袁国勇教授：因为很幸运我们没有很多确诊个案，但对研究来说很「不幸」，因为没有很多的阳性个案，便很难说你的测试的准绳有多少。但就算我们没有样本，我们仍不停进行研究。在先前最开始时，我们用一个很传统的多聚链反应做出来，接我们开始将时间缩短，最初最早的测试需要大约六至八小时，到第二代我们已可以减至四小时，现在我们开始还有一些再可以短一点，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三小时便可以出到答案。同时我们亦与内地例如中山大学那边有些合作，与他们一起做一些研究，希望能够将时间再缩短一点，不过暂时来说，我看很难缩短至少於三小时，这并不容易，因为当你的时间很短时，可能亦有其他问题出现也说不定。

　　说到最后，如果你没有很多阳性个案出现，你便不会知道准绳度有多少，暂时我们已测试过150个香港样本，有普通季节性流感H1N1、H3N2或B型流感，全部也不会有假阳性出现，所以我相信假阳性的机会很低很低，但你说其敏感度有多高，暂时我们也无法说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实在太少阳性的样本，但如果将病毒一直进行所谓dilution去稀释做出来，准绳度应该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百分之九十应该没有问题。

食物及生局局长：或者再补充一下，生署和医管局亦有掌握这方面的技术，我们相信全香港加起来，我们一天可以处理接近二千个这些样本。

抗疫科研应变小组成员袁国勇教授：大家要明白，测试最重要是开头和最尾。一个疫症开头，当你要最早去隔离，那个测试便很重要。但当社区四处也爆发了，个个也染病时，你做测试便没意思，你不需要很多测试也行。然后到病情开始纾缓，到是否即将完全没有了？那个测试又很重要。这个大家要明白，不是我们要每天做一万个或十万个测试才足够，不是这样的。

记者：局长想请问你们有没有作过最坏的打算，爆发的程度会如何？香港可以处理到最多多少病人？同时想问之前第一宗外地传入个案，应变级别已经由严重提升至紧急，已经是最顶了。如果有外地传入个案时，我作为普通人，可能看政府的应变级别来决定我采取什么措施，但如果再有外地传入个案，我觉得情况严重了，还有什么信息可以带出其实情况严重了，同时袁教授估计何时情况可以纾缓？

抗疫科研应变小组成员袁国勇教授：那即是你要我作出假设和预测，其实我说过，没有人可以真的预测到，我们也是依旧有的数据去决定。接我说的是乱说的，我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一向的季节性流感有一个夏天的高峰，夏天会特别多些，接在秋天时会下跌，到冬天尤其到一至三月时，便很厉害，这是我们所谓的winter peak。所以如果，我只是说如果，如果真的在夏季前，在美国或美洲来了一个病人，在社区里开始扩散的话，我们真的很可能有一个summer peak。或者如果我们现在在四川有个人已经在内地扩散了，你知道南中国的气候也是亚热带气候，也是有summer peak的，然后你知道我们尤其暑假有多少人过关口，那个机会便真是会在暑假在香港扩散。又如果我们的情况与沙士的情况一样，在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几日便开始在内地河阳有第一个确诊沙士个案，到二月香港便有了，你现在差不多可以开始算一算，应该何时我们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如果这么多如果之后。我希望回答了你的问题，但是没有人知道，不会有人知道。

　　那你说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很想尽量将在香港爆发的时间推迟，越推得迟，我们越多知识；越多知识，我们越知道怎样做才是最能减低伤亡机会，减低对香港的影响，希望最好能够去到我们有了疫苗来香港，才在香港爆发，对香港就是最小的影响。我们很希望做到这一点。

食物及生局局长：你刚才说作最坏打算，我也就此谈谈，我们在部署我们的药物储备等等，也是一向以所谓最坏打算作推算。譬如我们储备二千万的特敏福和乐感清等等，也是预计有约百多万人可能需要医治，百多万人即百分之十五左右的人口。在一般流感来说，如果是分开不同阶段蔓延的话，这个应该是相当大的数字，亦有些可能很轻微，不需要服药；有些很严重要入院处理等等也有，这些病有一个所谓的spectrum。所以我们看数字预备这么多，但我刚才也说过，我们也要看其严重性有多大，如果严重性是大的话，自然有多些人要入院，入院时更需要其他的治疗，这包括深切治疗、其他肺炎或其他并发症需要的治疗，其他的资源也要作一定的储备。

　　在现阶段，即刚才袁教授说过，现时这个阶段以国际上多个地方的资料来看，似乎其严重性比我们预期较为低，不等於它将来会不会变，但起码在现阶段是如此，所以我觉得首先大家不需要恐慌，但你亦要心理上或在家中的准备上，也认为这个疫情还是会来香港，但我希望大家做足自己的工作，令这个疫情迟一点来香港，或者来港时，其蔓延较为慢，变了大家也有准备之下，继续可以维持一定的正常生活，这是最重要的。

记者：袁教授，想多问一点你们治疗的墨西哥源头病人的经验。刚才你提到，在血液和粪便样本找不到病毒，其实这是香港独特的经验，还是外国的经验也见到，那些病人感染的时候，他们的血液或粪便也没有病毒？同时他们服用特敏福，你们翻看研究，是否可能服用到哪一日病毒量已经减至很低，所以你们有信心其实在环境的传播不是太大，可以正如刚才你们所说，将所有现在隔离的措施可以放宽一点，不用将整楝大厦的人困进行隔离？

抗疫科研应变小组成员袁国勇教授：首先是我们只有一个个案，而外地的文献亦未说得很清楚究竟粪便和血液是怎样，所以我们所有的资料只有一个个案，当然这个个案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譬如我们知道他到五月二日仍然有病毒，但之后所给我们的样本全部也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首三日他有病毒真的一点不奇怪，但过了三日之后没有，并不表示其他也没有，但多数过了三日后，病毒数量一定跌了很多。

　　正如我所说，这个只是一个单独个案，关於这方面外国的文献说也不是说得很清楚，不过基本上我们相信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是给prophylaxis，即使用预防性治疗，效用应该很高，原因是因为当你使用预防性治疗时，就算他本身里面是有些病毒，病毒的数量也很低。同时因为你治疗了他后，由基因突变引起的抗药性的机会也是应该低的，所以我们觉得暂时来说这个预防性的特敏福治疗应该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武器。

记者：那三百个服用特敏福预防发病的旅客，你刚才提到有副作用，他们普遍的副作用是什么？

抗疫科研应变小组成员袁国勇教授：很少的，主要是觉得肚子不适，尤其有些人服食后会有少许肚泻，但如果他在服药前，先吃一点东西，肚泻的机会和肚子不适的机会会低很多。主要是这一样，有些人有少许轻微的头痛，但这些也是很轻微的副作用，你服食其他药物，甚至扑热息痛这些药，都可以有这些副作用，并不出奇。

记者：刚才局长说到，现在我们的药物和疫苗也希望作一个准备，作为一个缓疫的措施，其实药物你们会增订多少？疫苗有季节性疫苗和猪流感疫苗，你们会订多少？会如何部署？

食物及生局局长：在药物方面，我们多准备了五千万元购买药物，希望以买特敏福和乐感清这两类药物比较多。第二方面，你说疫苗方面，我们现时已在购买一些季节性流感的疫苗，这与过去一样，如果有任何新的、特别是针对人类猪流感的疫苗的话，我们亦与有关的药厂表示了我们有兴趣，所以待他们可以有产品制造出来时，我们才可以与他们一起考虑如何做。

记者：关於海外留学生回港，其实在暑假可能有很大批从美加留学的学生会回来。会否视他们为社区爆发的高危人士？他们回港，会否好像之前岭大的交流生回来，要求他们在家中自我隔离七日才好外出？

食物及生局局长：我刚才说过，就是这班外地的留学生，如果他们回来时，我们希望他们在港的亲友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有病的话，便要延迟行程，不要这样早回来；如果他接触到的同房、朋友，亦是有病的话，他要小心，带口罩上机，如果在飞机上不适时，戴上口罩和告诉机舱人员，待他来到香港时，我们生人员可以在机舱门口接待他们，立即带他们往检查等等。如果他回来香港一直没有事，但在香港我希望他也起码在七日之内，如果有任何这些病征的话，他们也尽快求医，并告诉我们他去过哪里等等，让我们可以尽快将他们隔离。

记者：局长，首先想问你刚才说「围剿」政策现时仍在使用，其实你的定义怎样才是「围堵」不成功？何时要用「缓疫」？也想问袁教授，你刚才提过「洗牌」，其实百分之0.01，其实想问百分之0.01，我想知其实．．．

记者：（病毒洗牌速度）

防疫科研应变小组成员袁国勇教授：你要弄清楚，mutation和洗牌是不同的，influenza virus 有八个gene segments，当这八个segments转的时候，我们称为洗牌，可以和其他猪的基因洗牌，可以和人的病毒洗牌，可以和雀鸟洗牌等等都可以。Mutation是一个base的change，我们叫mutation。

记者：（洗牌）

防疫科研应变小组成员袁国勇教授：譬如这么巧合，我给一种禽流感的virus感染了，由水来的，一种由猪来的，再加上有人的流感，就可以洗出triple reassorted，即三种东西混合在一起。如果是两种走在一起，称为double reassorted，该八条（gene）和另外的八条如何洗，可以有很多的possible combination。其实这种现象经常都发生，但发生之后通常病毒会弱到生得很差，最后不会再传给其他人。但当一直洗牌洗至一只八个segments大家都很开心，病毒就开始传出去。这些机会是几十年一次的，这便叫洗牌。我说的是1918、1957、1968和现在，於是便有全球性疫症可能出现。

食物及生局局长：每次洗牌科学家会很开心，我们则很担心。

防疫科研应变小组成员袁国勇教授：我同时又开心又担心。

食物及生局局长：在什么时候我们要改策略呢？我已说过，如果我们已经有社区爆发，而我们不可以全部都追踪到源头，陆续有病例产生，当然我们的策略不可以在口岸或纯粹在围堵方面来做。我相信我们不会今日这样做，明日另一做法，会慢慢演变，可能几日或几星期，我们会视乎演变来做。很难在现阶段预测它的发展情况如何，但如果突然间在社区有无数或很多的病例，根本没法子追踪得到，当然有突发的可能性存在。我们最重要是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策略，亦心理上准备这病是会来到香港，但只要我们做好准备，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岗位，我相信这病来到时的杀伤力可以减低，亦令到我们的市民，特别是入院率和死亡率保持在一个低水平。

记者： （警戒级别）

食物及生局局长：世和香港应变机制，都是依照我们一向估计是禽流感而演变为一个流感大流行的发展，而这个演变的准备是基於一个较为危险性高或传染性高再加上严重性高，所以现时无论我们和世，这个制度来说，我们只是适应地使用，未必完全可以说到其严重性在不同阶段是怎样，所以我们每次说，甚至是现在是紧急的应变，但同时紧急应变也有些较为稳定的紧急应变，好像是现时这样，或者真的是有新的个案，我们要动员其他的资源等等，我们也要解释给大家听，所以这方面我们会迟些作检讨，但现时来说，我们都认为维持这水平令到所有市民有警戒，是恰切的。

（请同时参阅谈话内容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２日（星期二）
香港时间２３时５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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