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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行政长官曾荫权今日（六月二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进一步发展政治委任制度的发言全文：
主席女士:
今日我在短时间通知下来到立法会，是本着一个信念，就是希望通过我就这个具争议性议题的发言，向立法会和公众作出全面交代。
我发言会说明扩大问责制的构想及设计，在随后有关引用权力及特权法动议辩论中，政务司司长、律政司司长、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及教育局局长均会发言，就政治任命制度、基本法原则、遴选程序、招聘过程作出清楚说明，释除市民对扩大问责制可能产生的误会。而今日，我相信行政与立法亦不应再继续内耗，反要同心协力，集中精神做好民生实事。
对于扩大问责制引发持续的政治争抝，的而且确，我起初是感到有些惋惜；也感到失望。但回心一想，在特区政制发展的过程中，这是一场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的争议，因为只有经过民意的理性争论，大家深入思考，问责制才可不断修正，整个制度走向成熟，从而建立广泛的社会认受基础。
零五年十月十二日我在立法会上发表我第一份名为「强政励治，福为民开」的施政报告。当时我认为官员问责制实行已有三年，证明有利香港有效管治。市民大体上已认同问责制，并期望它进一步巩固完善。零七年二月二日，我发表行政长官选举竞选纲领，指出政制发展走向民主化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改革，扩大政治任命，令更多官员肩负不断扩张的政治工作是大势所趋，我向市民承诺在任期内会实现扩大问责任命的建议。
目前所设计的三层政治任命制度，包括局长、副局长及政治助理，是由他们和我一起组成一个政治班子去面向市民，更快更好地向市民负责，同时亦保持公务员的政治中立。这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向，是属于香港政制发展的基础建设，也是香港民主过渡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无可否认，扩大问责制本身是有争议性，原因是目前香港正处于步向双普选过渡阶段，但为日后普选做好配套改革，这是我任内的工作，实在责无旁贷。
在实施过程中，扩大政治问责制先后经广泛公衆谘询，立法会相关小组及财务委员会讨论，财务委员会并通过开设副局长及政治助理的职位、编制及具体薪酬，继后政府成立由我自己主持的聘用委员会，下设面试小组，副局长面试小组由政务司司长唐英年主理，政治助理小组由特首办主任陈德霖或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主持。经过面试遴选后，政府于五月廿日及廿二日公布新一批政治任命官员的名单。这是一套有别于公务员招聘的政治任命制度，但一样是有规有矩，亦有内部制衡。而「特首办」的任务就是支援和协助「聘任委员会」的工作。我想强调，整个招聘程序，由成立面试小组、人选考虑、薪金水平、职位调派等的决定都是由「聘任委员会」审议和批准。当中不可能存在由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
首先，我想讲聘用制度的原则，扩大问责制是一个政治任命工作，与招聘公务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各地政府首长组织内阁任命官员亦是如此。去年三月我当选行政长官之后，新一届政府组阁工作是由我一人负责遴选及拍板决定，然后推荐给中央委任。
今次扩大问责制是由我主持的聘任委员会决定。委员会成员包括三位司长，因为他们是我内阁的最高级成员。但为了更公平地去遴选人才，我们又引进了面试小组机制，目的是希望更多局长参与选拔，务求达到集体决定，用人唯才的原则。在政治任命的安排上，这种做法己经是充分照顾了公正性和内部制衡的要求。
虽然选拔副局长及政治助理不是采用公务员常用的公开招聘方式，但去年十二月林瑞麟局长已公开呼吁各界人士推荐或自荐人选。在推荐人选方面，除了政党外，也鼓励各司局长和中央政策组提名人选。原因有两个 : 一、他们各自拥有自身网络。二、他们是问责班子的主要成员；将来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会协助司局长落实特首的政纲，并共同进退。但不论是谁提名，能否入围，完全视乎被提名人能否通过「面试小组」和「聘任委员会」的评审。
公布后首先引起争议是国籍问题，这一点我已反覆表明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法治原则，没有妥协的空间。香港市民或许也记得，回归前立法局审议《终审庭条例草案》时，反对草案的议员用尽方法只为了争取多一位外籍法官能出任终审庭法官。今天郄在《基本法》没有作出限制时，倡议我们自行收窄高度自治下的宽松和包容，这并不符合香港长远利益。
在香港具体情况下，政府怎样才能吸纳政治人才？香港政制发展是处于过渡阶段，最终是向普选迈进，有关时间表人大常委去年十二月已作出明确决定。普选落实要有配套的政治基础建设，不能一步到位。在基本法行政主导框架下，香港并不是采用西方式议会主导的民主，让议会最大政党组成政府，随着议会的选举，定期更换政府。基本法所设计的是由经独立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组成政府。因此我们需要设计另一套符合基本法模式，在行政机关内培育及发展政治和治港人材。
在目前的环境下，副局长／政治助理人才主要来自政党、公务员、论政团体、智库、学术界和传媒。委任来自政党人士，不存在对个别政党厚此薄彼，加入问责制官员行列的，必须认同特首的施政方针和全力支持特首向市民作出的承诺及具体政策，否则团队根本不能运作。
而香港是国际商贸金融中心，在专业界和商界人才辈出，但有兴趣投身全职政治工作的却有限。这些有志于政治与公共政策的人士，除了参与政党，另外一种议政平台便是各类智库和论政团体。在香港的政治基建发展还未太成熟时，智库和论政团体这个圈子还是相对很小。大家可以见到今次获委任的副局长和政治助理有几位同时有参加智库，又参加论政团体，亦在中央政策组工作。
由于特首办主任在政府及金管局工作超过三十年，近几年又参与成立智经的工作，所以认识不少热心公共政策的人士。但凡是与他共事过或认识的人都被当作是他提名的, 是他的亲信、马房，这讲法对当事人并不公平。因为这是?杀了他们本身的能力，对服务社会的热诚和承担，亦漠视聘任过程以集体决定，用人唯才的做法。
今天政府开放全职参政渠道给予有志之士，大家不妨对这批从政新世代宽容一点。他们今天愿意投身「热厨房」，明显是有勇气，并对香港社会是有承担，近月来的争议，也是一次很好的考验。
主席女士，我知道大家十分重视公帑是否用得恰当。扩大问责制是要政府更快回应民意，提高政府问责性。若问责官员犯上严重的政治错误，在重大事件上处理失当，是要问责下台。香港政治制度的基础建设仍在发展中，但市民期望越来越高，政治环境也日趋复杂，担任问责官员是属于高风险的工作。
投身问责制官员行列背负政治风险所付出的代价，没有一套完全客观的准则去衡量，而他们的价值，也并非完全可以用公务员薪酬来作准则。我们提交文件予立法会时，是列出了薪酬的上下限，目的是提供一定的弹性去配合来自不同背境的问责官员，而薪酬也是由财务委员会批准。其实政治工作的衡工量值在他们上任之后才可以见得到，也不应急于此时此刻下判语。问责官员时刻受持份者、立法会和传媒近距离监察，如表现未能达标，便要下堂求去，大家无需太过操心。
我一生人大部分时间是在公仆生涯中渡过，深知政府处事一向要「有规有矩」，不能乱章法，否则会失去市民的信任。今次的政治任命是有一套章法，虽然与一般公务员招聘不同，但同样是有机制，有制衡，更有原则。
今天官员的国籍已公开，具体薪酬已公开，聘用机制及程序亦已公开交待。一切可以公开的资料都巳公开了，争议应该告一段落。
香港自零三年经济开始复苏，失业率持续下降，政府有更多资源去改善市民生活。但香港现时正面临禽流感威胁，石油价格高企，通胀影响基层市民生活，市民现在最关心是物价上涨、环境污染、教育及医疗改革等议题。我现时正开始为施政报告做准备，我好想行政与立法能够同心同德，专注于民生，我们不要继续内耗。今日香港社会利益多元而且分化，在这环境下，政府要为市民做到事，是要有议会充份配合。大家只要充分合作，才可以为市民做到更多，做得更快，做得更好。
主席女士，我明白有市民对今次处理委任副局长及政治助理的安排感到失望，但我四十多年来的公务历练，做事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做好呢份工，对得住香港人」。做到这点，除了「择善固执」之余，亦要「从善如流」，对于香港的核心价值，要坚守，对于各方的意见和批评，要多听，多思考。当中的平衡，是对从政者最大的考验，我相信也是问责制的精神所在。
主席女士，相信可能会有个别议员希望在我发言后提出跟进问题，各位不用着急，今天参与辩论的主要官员会对你们的问题一一作答。我亦巳答应在七月十六日到立法会回应议员的提问，若届时议员还有相关具体问题，我也乐意再回答各位。
多谢主席。
完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６日（星期四）
香港时间１６时３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