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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今日（十一月二日）上午出席中文大学逸夫书院嘉宾讲座，并以「领导与承担」为题的演辞全文：
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引言
每一次，当政府官员要来中文大学演讲，我们都会收到同样的「忠告」－「中文大学？小心点好」。去年特首如是，今年我也如是。他们还会问「怎样处理媒体？可否容许他们现场采访？」
但既然特首在新班子集体向公众亮相的时候，就开宗明义，说我们是一个「专业、务实和有承担」的新班子，我找不到逃避面对同学的理由，于是就深入中大这个位于沙田山中的「虎穴」来了。至于记者们，我们当然欢迎他们的参与，他们是无处不在的，他们很多还是中大的校友。
为什么要「小心」中大呢？原因可能是这样的：有人曾经向我讲，港大就好似日本的东京大学，而中大就好似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东大是日本政坛的人才库，出过大量当权者，而早稻田就以反叛出名，学生毕业后多投身传媒或者反对党。
中大学生的反叛形象和爱挑战权威的个性，可以说深入民心，我自己也亲身领教过。当我出任特首办主任时，罕有地跟三位中大毕业生一起在密切的环境中工作。幸好我六七十年代曾在美国念书，在一个相当动荡的时期长大，经历过美国学潮反叛的洗礼，我相信他们的反叛足以跟中大同学比较，所以我没有被你们这三位中大师兄难倒，他们都跟我合作愉快。
财政司演讲，一般人最关心都系会问我对香港股市波动和近日炒作港元的看法，对处理通胀的措施，又或者对大学生作出投机活动的忠告等。但在中文大学今天这个讲坛上，我想讲的系金融财政以外的题目，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些议题很有兴趣，或者可以找另一个时间详谈。
今年七月，我在「三十会」演讲时的讲题是专业政治，介绍了我对年青专业人士投身政坛的看法，当时我说日后有机会会谈谈「务实」和「承担」这两个议题，这三方面都是问责官员必备的条件。今天我要讲是我对承担的看法。
意识形态时代
我六十年代跟随家人移民美国，在纽约中学毕业后，到在波士顿，应该是剑桥的麻省理工学院念建筑。六七十年代，是全世界一个意识形态挂帅的年代。我读大学一年班时，大学就因为学生反战反种族歧视及反其他一系列的事宜组织过大型示威，校方不想面对这些问题而提早放暑假，所以我的暑假很长。我亦参与过社区运动，在中学时，就跟随同学到上城哈林区去做社区服务，给贫穷家庭的小孩派早餐。在大学时，到唐人街附近的老人中心筹划免费医疗服务和组织波士顿的华侨争取市民应有的权利。
我当时身为美国的亚裔学生，从黑人民权运动中找到共鸣，认为大家同样受到主流社会不公平的对待。年青人充满理想，难免有理想主义的冲动，爱谈论社会改革，希望可以改变世界，达到平等共存的乌托邦。
我亦一度视黑人民权领袖MalcomX和马丁．路德．金，为英雄偶像，但后者争取的模式相当温和、不够激进，当时未能得到我和朋友的尊崇，但现在几十年后再看，他的表达方式却未必是无效的，是值得再研究的。
理想主义终结？
六七十年代的青年反叛文化随着越南战争结束而告终，八十年代是金钱挂帅的开始，还记得那时有个新兴名词Yuppies取代了花的年代的Hippies。Hippies只谈和平和爱。Yuppies是年青专业才俊，高收入有品味的一族。谈社会理想，谈人生价值忽然变得很落伍。谈红酒、谈股票、谈车、谈家居设计才是潮流。当学生运动风潮过去之后，是否就是理想幻灭，一切变成过眼云烟呢？
无疑，我本来一直希望在美国主流社会立足生根，得到认可，过美式中产阶级的生活。亚裔父母移民美国后，只能干蓝领工作，他们都希望在下一代的身上体现到「美国梦」。
在麻省理工念建筑，毕业后出来当建筑师，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自己多年来一直希望帮助改善美国亚裔的处境，这种关怀一直埋藏在心里面。我认为与其做建筑师不如去做教育改革，于是再去攻读教育硕士，加入了波士顿政府教育部门从事双语教学的课程发展工作。我相信通过教育，可以改善亚裔族群的处境，减少跨代贫穷。
年青时代的价值跟热情，是会一直影响你人生的选择的。我后来离开了波士顿教育部，到哈佛甘乃迪政府学院再进修，同班有一位由香港来的，好勤力的政务官，他是第一位由香港政府派到美国大学进修的官员，有一日他问我会否有兴趣回香港做点事。那时中国正开始改革开放，给人希望与期待。我考虑了一段时间，决定回来，并且一干就是二十五年。
价值回归
这二十多年的公务生涯，经历了香港的大转折。过去百多年的历史中，香港形成了一套以政务官为核心的管治方式。这不单是一套制度、一套程序，也包含着一套价值观，例如信奉自由市场、方便营商、追求效率、公正、廉洁，以社会最大利益为依归，官员以自我克制态度运用权力等。过去证明，市民是认同这套行之有效的管治方式的，这套管治方式并且成为社会的价值共识。但香港社会是不断转变的，市民的要求也在转变。
香港人在七、八十年代努力赚钱，改善自己的生活，创造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奇迹。我们埋头苦干，没有理会什么意识形态的争论，也没有时间去静下来思考什么是我们向往的价值理想。
回归之后经历了一连串的大小冲击，社会涌现出不同的争辩，市民开始表达他们理想的社会蓝图，而社会精英也开始谈论香港的核心价值。过去一套共识已不可以涵盖社会多元分化的取向和利益。
从政者的挑战
另一个转变是随着政制民主化，市民的期望上升，要求问责，公共政策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要保存政务官行之有效的管治方式，必须在制度上引入职业的政治人材，由他们去处理日常的政治工作。他们要跟市民互动，和市民沟通，争取市民支持政府的政策。这些专业的政治人才是需要有一套价值信念作为坐标的，而这些价值观不单要体现在他们所负责的政策范畴上，也要成为整个政府、整个执政团队的信念，大家亦要敢于公开捍卫这一套集体的信念。
在这些基本信念之上，我们还要通过不同政策的辩论，去思考和探索价值的取向。例如发展与文化保育的关系。在七、八十年代，经济发展居于首要地位，其他一切都要让路。到今天，市民在保护环境、历史文化遗产保育和集体回忆保存，都表达了强烈的观点，跟发展至上的取向有所冲突。
从政者需要调和矛盾，提出新的发展目标，而价值取向也会出现转变。在今天，不论你是政治领袖，企业领袖或者是民意领袖，都已经不能够回避谈论价值观的问题，这对香港社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香港社会未来是需要有价值观、有承担、又有实践执行能力的年青人，在不同岗位上推动香港的进步。
承担
「承担」是不会凭空产生的，炒股票是不需要「承担」的，事实上很多人讲过，千祈不要同股票产生感情，大家只需要以最短时间赚取最大的利润，一切纯粹靠功利计算。而「承担」，要求你对生活的地方有感情、有关怀，希望自己生活的地方更美好，愿意在工作和读书之外花时间去了解社会的事务。香港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并会在克服困难和挑战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信念和观点。而大学生活，正是培养大家日后对社会关怀的起点，是培养对香港感情和对国家感情的起点。
承担另一方面是来自价值信念，对建立一个美好社会怀抱着信念和目标。但这样并不足够，这些目标必须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要负责任地去将他逐步实现，这不是纯粹空中楼阁。当信念跟热情双结合时，便会成为一种动力，驱动我们去在公职上努力奋斗。我们由关怀社会出发，去思考如何克服社会上各种的难题，并且付诸实行，这便是政治人的承担了。
Bill Gates的遗憾
各位同学，大家要扩阔自己的视野，年青人在校园内可以多谈社会价值，多跟现实世界作对照，这是你们的特权，这些经历会成为你们日后宝贵的资产。
今年六月微软创办人Bill Gates到哈佛大学向毕业生演说。你估他讲的是什么？答案不是电脑、不是软件、不是创业营商、也不是如何第一桶金，而是同我们今天讲的题目一样，讲的是大学生的社会承担。我看过演讲辞后，感受很深。
这位世界首富向我们忏悔，说他求学时代的最大遗憾，就是对不平等现象没有任何觉醒。此后，他花了数十年时间去重新追寻。
Bill Gates提出了一个很庄严的问题："Should our best minds be dedicated to solving our biggest problems?"最优秀的脑袋，不是应该用来解决人类社会中最大的问题吗？在座各位不正正是香港最优秀的脑袋吗？
今天香港经济虽然一片景气，但其实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例如一些伦常悲剧、普选、环保、发展和保育的争议等，我们在政府里的，每天都很努力，但只是我们出力是不足够。在座各位都是社会最优秀的一群，我希望大家毕业后，在追寻美好生活之余，也能把聪明才智用于解决香港、甚至是全球的种种困难和挑战。社会需要你们，人生除了金钱以外，还有其他奋斗目标。
我相信在座同学中将来从政的可能不多，但即使你们从商，或者继续学术研究，或者做专业人士，都必须关怀社会，这是未来任何领域成功领袖都必需具备的品格。企业今后要讲求社会责任，专业人士要去推动社会关怀，我相信这是一个价值回归的时代。
我在美国念高中时相信，白人孩子念书比黑人孩子优胜，除了学校条件有别之外，是因为黑人孩子的家庭条件欠佳，包括上学前没有营养充分的早餐，所以我到黑人社区参加派早餐，希望可以促进公平竞争。现在想起来，有些好笑，但无论当时出发点如何幼稚，这是我关注社会公义的开始。当时勤恳认真的派早餐情况，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英国已故首相邱吉尔，曾经讲过一句让我铭记于心的说话：
「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而奋斗，不是为了改变这个混乱的世界，让我们逝去后，下一代可以生活得更好，活着有什么意义?」（What is the use of living, if it be not to strive for noble causes and make this muddled world a better place for those who will live in it after we have gone.）
我想，这就是承担。多谢各位。
完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１３时５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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