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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教授今日（六月十三日）出席策略发展委员会行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后，与传媒的谈话内容：
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今日策略发展委员会行政委员会讨论了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的问题，特别要强调的是国际竞争力，即是香港在国际上的竞争，即我们的市场、我们的人才，基本上都是来自国际，而我们的对手亦是国际对手。谈到这一点很多委员都认同一点，认为值得各方面留意的是，香港是一个城市而不是一个国家。因此我们的本地市场是相当细小，不论是人才的市场，或是货品的市场。特别要从这一点出发来思考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因此一定要用一个开放的胸襟和视野来审视香港国际竞争力如何提升的问题。当然提升国际竞争力牵涉到很多方面，我们提供给委员的文件已经相当详尽。但是在讨论之下，我发觉获益良多。就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问题，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大致上、社会上已经很清楚应该要做些什么，特别因为今次讨论是因应上几次的讨论所引发出来的一次总结性讨论。我们几次讨论过，香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定位问题，我们亦讨论过香港在国际上的定位问题。因此今次的讨论基本上是一次总结性的讨论，就围绕提升竞争力的问题。
大体来说，有几个重点值得大家留意的。第一点涉及到教育和人才的问题，这点是众多的策发会委员会均重的问题。即是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一定要招揽国际上的人才，和提升我们的教育质素。对於人才方面，我们觉得要尽量大开方便之门，让各地人才都可以进入香港。藉此不单只提高香港人才的数量，同时亦可以刺激本地人才的发展和成长。
第二点突出开放性，即是越开放香港的竞争力越大。所谓开放性是什么呢？这涉及到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不能搅本地的保护主意，即是说我们的行业、我们的专业一定要尽量开放，不能搅保护主意来窒碍竞争者的出现。特别有一些委员提到我们有一些专业有保护主意成份，令到我们不能吸引足够人才来香港发展，有人提及法律服务，有人提到医疗服务。第二个就涉及到国际联系的问题，有委员提到国际上对香港的注意力是否减少了？即是国际上是否认为香港越来越走向本土化呢？即是那种国际视野、国际性是否减弱？是否外面对我们的认识减少了，甚至是对香港存在误解呢？因此而丧失了来香港发展的机会，或是低估了香港发展机会呢？这里有人提过我们要大量、大力的在国际上推介香港，令到国际人士多些了解香港和知道香港所能够提供的机会，特别是要他们知道香港可以作为中国和世界接轨的桥梁角色，这是涉及所谓开放性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涉及到我们如何利用国家所提供的机会，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提到我们如何善用国家所给予香港的各种各样有利於香港发展的政策，特别现在在「十一．五」规划之下，国家特别重香港作为航运、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地位。这些地位如何巩固和强化，来配合国家的政策使香港在这几方面加强发展。由此而引出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推动竞争力提升的同时，应该走什么策略呢？是全方位跟别人竞争，或只是选择一些较具竞争能力、较具竞争优势的行业或产业来跟别人竞争呢？似乎比较多人的意见认为，既然香港只是一个城市而不是一个国家，没有需要追求各个领域都有发展，各个领域都有存在；只是应该集中我们觉得认为最有优势的地方，来巩固和发展它的竞争优势，特别提到的是金融和贸易，这两方面特别重要，接
就是旅游和航运等。除了这些现有优势的产业外，是否还有需要发展新的产业呢？有人提到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作为一种产业出口呢，特别是高等教育。我们的医疗服务可否作为一种产业呢？香港是否具备发展生物科技的条件呢？我们的环保工业是否可以发展呢？这些所谓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当中，是让它们自动自觉出现，或是政府可以扮演一个角色来促进它们的出现呢？这牵涉到另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就是香港在提升竞争力过程当中，政府的角色问题。发觉有不少委员，并不单只来自工商界，甚至来自劳工界的都认为，政府一直以来胆色和魄力不足，即是过份拘泥於给别人说偏帮某些行业，向某些机构倾斜，因此而不能够大胆地去因应香港的发展需要，而促进某些行业、或某些专业的发展。当然政府有它自己的苦衷，即涉及到公平公正、平等竞争，以及防范给别人说官商勾结的情况。但是有不少委员认同这些顾虑是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政府是有需要通过和社会讨论，以公平开放方式为某些行业的发展提供某些条件。这样就可以既促进香港发展，又可以避免给别人说政府向某一方面倾斜。
说到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与社会讨论，究竟是否需要促进某些行业的发展；第二，在促进过程之中，是否被人觉得公平公正；第三，是否需要引入一些所谓专家论证。与及考虑到这些行业，他们的发展是否带动到整体的经济发展或整体的社会发展。即是他们的发展本身不是只是对参与该行业的人有利，而是全体的香港人都是受益。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向某些行业提供某些有利条件，社会都未必一定会反对。我们在会上听到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实际即是说有不少委员开始觉得我们过往所讲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在现时香港面对发展契机与挑战并存之际，是否仍然要比较僵硬地坚持，或是应该作出某些变通呢？
在其他方面，有人提议到我们在巩固固有优势的过程当中，是否做得不够呢。例如我们的基础建设，在最近的十年、八年，好像停滞不前。即是没有大型的基建投资，起完新机场之后好像便没有什么了，变成不能推动香港的经济发展，又不能强化香港的竞争优势，更不能提供就业机会，又不能创造投资环境。这是否一个适当的办法？这亦引伸至第二个问题，要推动基建投资及其他的经济政策的改动，涉及一个棘手的政治与政制的问题。不少委员提到我们的政制是否令到政府决策及社会凝聚共识异常困难；令到政制、令到各方面做事都受到诸多阻滞，拖延决策程序，及阻碍政策的推行。因此，最后又回到政治及政制的问题。当然讲完之后，并没有即时的解决办法，只是指出现时香港需要快速制定政策及推行政策，以便：第一，利用国家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及第二，不至於落后於其他地方。我们制定政策及推行政策的过程，是否应该推快点。当然这个问题，大家承认政制上是有不少的障碍，但通过社会广泛讨论，凝聚共识，是否可以克服政制上某些对制定及推行政策所引发出来的困难呢？又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意见是，香港低档次的服务业的成本是否太高呢？影响到整体香港的竞争能力，所谓低档次的服务业包括酒楼、交通运输、及其他类型的个人服务，是否比邻近地区太贵呢？令到提升整体的营商成本呢？这些是种种比较枝节的东西。
大体上我觉得，整体来说，要强化香港的开放政策，加强人才的汇聚，令到我们整个社会及经济体系的运作更加灵活。强化与中央与内地的合作关系，以至於调整政府在政制发展的过程中的角色。这些事项是比较多人关注，作为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的一些重要考虑。
完
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３日（星期二）
香港时间２０时２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