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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先生，你好，闻说你与马时亨（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港交所很熟稔，现在你被委任为行政会议成员，会不会觉得已经超越了他？可不可以说一说你与马时亨的关系？未来你在金融体系会不会有些锐意改革？
张建东：我在港交所未试过与马时亨先生一起共事，因为当他出任港交所理事时，我并不在港交所工作，我进入港交所董事会时，马时亨先生已经离开了。但我与Fred的关系是比较长远一点，因为我以前是执业会计师，他在我其中一位客户公司中出任董事，所以在十多年前已经与他有交手，他是我客户的关系。
记者：问一问四位，曾先生提及新的行会会多一点的分工，以及推销政策等，你们各自会负责的专长在何处？会在哪一方面多提供意见？政策如果推出时，例如张炳良先生长於政治，有些方案推出后失败，你们是否需要负一些政治责任呢？你们如何看待问责？
张建东：我刚才听到各位同事说过他们各自的专长，我十分惭愧，我觉得自己没有特别专长，只是我在香港工作了三十多年，对香港也有少许认识，既然曾先生邀请我进入行政会议，我亦乐意贡献我的时间及我的智慧。究竟他想我扮演什么角色，我要等待他对我说明，我尽我所能，希望能够从我专业背景可以提出一点意见给他，令到香港政府的运作会更好。
范鸿龄：我在经济事务方面较为熟悉，所以我相信如果将来有分工的话，我会在经济事务方面希望可以作出多些贡献。至於你问及的政治责任的问题，我相信行政会议十分清楚，就是集体负责制，所以如果行政会议犯了重大错误的话，我相信全体行政会议成员都需要负上集体责任，这是我的看法。
罗仲荣：我本身是做工业的，我以前也是工业总会的主席。我出任工总主席时亦十分注重粤港合作，以及大珠三角的经济发展。除此之外，我现时有三份主要的公职：我是科技园公司的主席、亦是理大校董的主席，亦是设计中心Board of Governors的主席。当然我对这几方面的兴趣会较大，或者我的贡献也会多一点。这是我会比较注意的范畴。
张炳良：我的兴趣很多。如果说到分工，当然要看看在行政会议成员中，大家如何去理解分配。但兴趣来说，管治的改革、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教育政策、房屋政策、消费者事务，都是我有兴趣的。至於问责问题，刚才特首也说得很清楚，在现时的制度中，最终为有关政策推销，负上政治责任的是局长；但当然在行政会议里，非官守成员有参与过讨论，从非官守成员的角度来说，应该尽量把他们所理解社会上的意见、社会上所关心、执的，应该尽量带进行会，令到行会作出最后政策拍板时，更能够反映社会上的意见。
记者：我有一个问题问一问四位。你们本身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一定的成就，曾先生有些什么可以令到你们加入行政会议呢？
张建东：大家都知道我退休了两年半，我十分乐意担任一些公职。我觉得我不可以一星期七天，打足七天的球，我十分乐意做一些公众的事情，所以曾先生邀请我进入行政会议时，我觉得我既然有时间，同时我亦觉得我负了香港很多，我在香港工作这么多年，所有得到的，都是香港给我的，既然我有时间、有机会，我十分乐意回馈香港。
范鸿龄：我觉得自从曾先生接任特首，许先生接任政务司司长后，我觉得为香港带来了新的气象。因此，我希望自己在现在这个时候可以协助他们为香港做一点事。这是我主要的考虑。
罗仲荣：我与曾特首认识了十多年，他当年出任贸易署长时，我也曾与他一起工作，我觉得与他一起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以及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地方，譬如：工业、创新、科技、设计、粤港合作，这些方面，对香港将来的经济发展十分重要，所以我希望可以代表我的界别多给点意见，所以我接受了这个任命。
张炳良：如果问为何曾先生找我进入行政会议，这个答案应该由他说。不过，我刚才听他说，他觉得我是来自学术界，应该可以把学术界的意见反映。但我其实并不单止来自学术界，我亦搞了一个民间智库，我亦希望能够把智库的，把所得到的，对社会情况的掌握，把有关的分析、观察带进行政会议。很多记者朋友都认识我，我在香港亦有多年在社会上活动的背景，我的背景包括：我曾经做过立法会议员、我曾经做过政党的成员、我曾经出任很多政府的谘询委员会，亦与很多公民社会的组织有关系、有参与，我相信我的背景会跟随我进入行政会议。
记者：想问一问范先生和罗先生，你们刚才说可以在经济和工业方面有些作为，可否具体说一说，香港过去几年，在经济和工业方面的发展有没有什么偏差？对曾特首提出的发展方向，你们觉得是否正确？有没有什么意见？
范鸿龄：基本上，我是认同施政报告中提及的全方位发展经济这个政策，特首在施政报告中亦提及政府需要用政策和基础设施来配合新的行业，我希望在如何发展新的行业方面，可以为他提供一些意见，让他作为参考。
记者：例如有什么新行业？
范鸿龄：我相信我在行政会议中提出比在这里提出较适合。
罗仲荣：我亦很认同曾特首的施政报告，我觉得很全面和很平衡，我个人希望将来的施政报告，可以多提及工业发展，整个地区的工业发展、科技、创新、设计、创意工业等，我觉得香港要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要做整个大珠三角最重要的国际城市，我想发展这几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两位都是来自商界，其实市民对官商勾结都很敏感和有疑虑，请问两位会不会……你的身份如何释除市民在这方面的疑虑，以及范生你公司中信泰富都有很多隧道的营运，他日市民一旦反对隧道加价时，其实会否与你的角色有利益冲突？
范鸿龄：行政会议是有一个很严密的申报利益机制，我不担心我会在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参与决策，至於你刚才的假定，将来隧道加价的申请去到行会，根据现行规则，我根本没法参与该会议。即是我根本不会参加该会议。
记者：怎样释除市民官商勾结的疑虑？
范鸿龄：我相信行政会议严谨的利益申报制度就是想释除市民对官商勾结的疑虑，如果你每一个人的利益冲突都很详细摆出来，如果涉及自己公司的利益你根本就不参加那会议。那何来勾结呢？
记者：你觉得今次曾特首委任你是因为你个人的才能，抑或中信泰富的背景？
范鸿龄：首先我不知道曾先生为什么委任我，所以我不能告诉原因。曾先生为什么委任我，应该由曾生答覆你。若问及我是不是代表中资机构或者中信泰富，我是以个人身分被委任入行政会议。我不代表任何公司，任何机构。我在行政会议，只是代表我自己。我会以我自己的能力，向特首提供最好的意见。
记者：请问在座四位，刚才你们谈到很同意曾先生的理念，所以加入行会，如果要跟董先生之前七位成员共冶一炉，会不会担心建设和谐社会之前，你们行会已经不和谐？在座每一位，董先生之前有没有邀请过你们入行会，而你们拒绝过？
罗仲荣：我相信我们和现有几位行会成员一起做事，我相信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想大家加入行会，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为香港的好处来做事。当然一个经济体系、一个社会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东西，所以行会的成员都会是这样思考，我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第二是，我以前没有被邀请过加入行会。
张建东：我同意罗先生所说的。
范鸿龄：关於董先生有没有邀请我加入行会这个问题，我不想评论。至於你问题的第一部分，我也同意罗先生的说法。
张炳良：我是第一次被邀请加入行政会议。至於对特首的理念，我是同意该理念的方向，特别是今次施政报告的英文主题所表达的Strong Governance for the People，我想最后的字眼非常重要，人民很重要。当然理念一样，不等於对很多问题的见解和处理完全一样，相信行政会议的特点都是希望尽量可以包揽各方面的意见和看法。
记者：请问四位对普选有什么看法？你们认为何时可以落实？
罗仲荣：我同意刚才夏佳理先生的说法，民主当然是越快越好，普选亦是越快越好，但我亦相信，我们一步一步改变时，要考虑实际的环境和实际的问题。我相信一个像香港的社会，在几年前还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地，要演变成一个高度民主化的社会，我相信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改变最好是一步一步来，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张炳良：我知道大家在第一节的时候也有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让我可以选择，我会说应该在一九九七年就进行普选，在八十年代我们争取九七年普选，九七年争取不到，我们便说二○○七，现在看来二○○七也争取不到，因为人大已经否决了○七、○八年的双普选，所以我会继续争取二○一二年普选。
记者：张先生，过去你都曾是民主党的党员，现在是代表泛民主派，你今次被委任进入行政会议，假如有一个议题，与你的理念或民主的理念背道而驰，你会跟随行政会议的集体负责制而 say yes，或是你会放弃，辞职不做，返回民主那方？
张炳良：我今天不属於任何政党，亦不是代表任何政治团体或党派来参加行政会议。当然，泛民主派是香港社会中的一种力量，而他们亦有很多民选出来的立法会议员代表他们，我视自己为民主派人士，当然，社会上对什么是民主派有很多演译，有所谓的民主派、泛民主派、核心民主派、边沿民主派，甚至是「所谓民主派」，有些报纸会用这个名词，所以很难界定。但是，我自己自我去肯定自己，我觉得是为民主去争取。当然，像我刚才回答你的问题时，我会把自己过去的背景和理念，一定会成为我在行政会议里参与讨论时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不希望遇到一个情况，发觉在行政会议里的一个决定与我自己很基本的信念和很基本的原则构成一个很重大冲突，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当然要作出一个决择，我相信任何人也不会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而放弃。
记者：我想知道你的决择是什么？
张炳良：有些事情未发生的时候，是不应该作一些假设性的……
记者：张先生，请问，你自称是民主派，但想问问，最近有报道指出，民主派好像不大支持你加入行政会议，以你作为一个民主派的行政会议成员，可以如何作为一道桥梁联系民主派，而把民主派的声音带入行会？
张炳良：我刚才回答问题时已说过，我有时也弄不清什么是民主派，是不是六成选民投票支持民主派的候选人便是民主派，果如是，我便是民主派？不过近期看报有很多形容词，有说「所谓民主派」，有些叫做「边缘民主派」，有「核心民主派」，可能那廿五名泛民主派议员才是民主派或者民主派团体。我本人没有任何企图代表任何团体参加行政会议，如果曾先生邀请我时说我代表任何党派的话，可能我不会接受这个邀请，因为我不可以代表、不尝试代表任何党派。当然我有自己的理念，我去把握社会上许多问题，包括民主政制问题，我有我的掌握，我自己的世界并非只是一个狭义的民主派世界，我这几年来都是立足於公民社会，我觉得公民社会是很广阔的，除了民主诉求，还有如社会公义、弱势社群、文化等许多的诉求。我自己不觉得我是被指定是为某一团体扮演中间人。如果从泛民主派议员或者政党角度来说，我知他们有许多直接的途径来与特首对话，他们应该利用这些途径去争取。当然在我来说，如果我在行政会议里的时候，我认为社会里一些意见是我支持认同的，我一定会尽量把这些意见带入去。
记者：我想问张炳良先生。政改方案快将出台，外间盛传是区议会方案，我想张先生你已很清楚那内容。你个人是否接受这套方案？如果你接受的话，你会否向民主派朋友，尤其是二十五位立法会议员去游说和协调？
张炳良：我未看过政府的方案，我听说稍后会出台，我亦是看报纸得知，知识和大家一样。我对於政改，我自己其实过去这一两年，我都有很多公开的发表。我认为如果不能双普选，起码政改的发展应该尽量靠近这个目标，所以曾经公开主张，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在现在八百人之上再加多八百人，而这八百人是按照四百个区议会选区，每区选两名普选的委员。至於立法会的功能组别，如果用区议会作为一个组别去设计，我曾经作过分析，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但我认为不应该加入委任的区议员，这些都是我公开发表过的。
记者：范先生，你可否谈谈，虽然你说你代表个人，其实你一直过去多年来都在中资机构做事，其实中资机构，甚至中国企业协会，将来的意见或在香港的影响力，你认为是否需要在某程度上反映出来？他们的角色如何？
范鸿龄：我觉得自己不应该亦不会在行会里反映中资机构或中资协会的影响力。当然中资协会的范围越来越大，会员越来越多，他们可以自己直接向政府反映他们的意见，但我在行会里，我的身份是不适宜为他们反映意见。
记者：是否需要放弃外国国籍？
张建东：我六十年代在英国留学时住了五年，所以取得了英籍，最近因为加入行政会议，我已经放弃了英籍。
范鸿龄：我亦都拥有居英权，但已经放弃了，手续已经办妥了。
罗仲荣：我也有居英权护照，现在正办理手续放弃。
记者：未完成？
罗仲荣：我们需要在十一月一日正式委任前一定要完成手续。
张炳良：我是持特区护照的。
(请同时参阅谈话内容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４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２０时４１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