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是食物及生局局长高永文今日（七月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解散医院管理局」动议辩论的总结发言：
主席：
首先，我感谢各位议员就议案及修正案发表的宝贵意见。我详细聆听了各位议员在发言中提出不少对改善公营医疗服务及医院管理局（医管局）运作的建议。在作出回应前，我想申明两点。我个人在公立医院由一九八一年工作至一九八九年，出任前线医生；由一九八九年至二○○四年，我在医管局及前医院事务署担当管理角色；由二○○五年至二○一二年，我担任私家专科医生。我刚才一直听取议员提到不同的意见，主旨应该集中回应医管局管理方面。不过，有两位议员提出的一些意见，令我不得不就整体的医疗制度发表意见。第一，单仲偕议员提出，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及明白香港到底在香港公立医院体系或整个医院体系中，运用了多少资源。现时最接近的数字是，香港整体的医疗投入占GDP（本地生产总值） 5.2%，其中2.4%投放在公立医院方面，即是公私立医院各占一半。另外，政府在投入公共开支方面，医管局及整个公共医疗开支占约16.7%，这是我掌握最新的数字，即是刚才单仲偕议员提及15%至17%的接近中间位。相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我同意刚才单仲偕议员所说，我们不要计美国，其他发展国家，大概也处於8%至12%之间。因此，我们整体的医疗投入相对来说较低。在已发展的地方中，只有一个国家的医疗投入与我们相若，就是新加坡。
另外，陈婉娴议员提到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到底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医疗制度？有关这点，刚才梁家骝议员在最后亦带出以前哈佛报告曾提及的问题。实际上，历届政府，由港英政府开始，至历届的特区政府，就医疗制度改革进行了不少於五至六次的谘询，当中亦曾向香港市民提出不同的问题。一九九三年的彩虹报告提出，当时已意识到我们的公共投入可能以低税率的地方而言，未必能长远维持公立医疗体系，提出了一个共同付款的方式，即是限制了政府的津贴，逐步限制至80%，但被否决。哈佛报告指出，当然除了所谓公平竞争的角色外，其实也带有整体强制性保险制度的色彩，有少许类似刚才有两位议员提及在加拿大的制度，大家可判断是好与否。因此，无论如何，经过多轮的谘询后，在二千年代初期，即使是新加坡的模式也曾局部提出予香港市民选择，即是以供款予自己户口的模式。这模式有其好处，因为新加坡，正如我刚才所说，是唯一一个在已发展的地区中，使用与香港相若的GDP（本地生产总值）、医生人口比率及病床人口比率，而可以维持一个大家也没甚批评的医疗体系。在否定这些（提议）后，回到现时我们谈及，亦是叶刘淑仪议员重点提出的，公私营双轨并行的医疗制度，而当中陈恒镔议员更指出，公营医疗是本港医疗系统的基石及全民的安全网，这是我们现时的医疗体系。问题在哪里？这制度也有其好处，因为政府继续承担公营医疗的责任，确保市民不会因为经济原因而不能得到医疗服务，但这涉及可持续性的问题。另外，我们有一个不小的私营医疗体系，私营医疗体系给予我们选择，以致我们不会像英国般，在国民保健制度下是没有选择的，不喜欢也没有选择，即使想多付金钱也没有选择，但香港有选择。因此，我们相信双轨医疗制度在经过数轮的谘询后，应该是市民认同这个制度应该保留。我们以后应该做的是，如何调节公私营医疗的平衡。
接我要说的是，在公营医疗系统中，到底应该「打散」还是有一个管理者存在较好，对此有数位议员提出意见。王国兴议员指出，医管局的角色有协同效应；吴亮星议员指出，需要有一个系统管理；提出修订的张超雄议员亦指出，医管局有其角色，确保医疗质量有统一性，这是医管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维持不同地区、不同联网有统一性。
医管局正是为了提高医院服务的效能及效益而成立的法定机构，已成立超过二十年。有关其水平，当然我们不能说很完美，刚才大家也提出了很多批评及投诉，我也认同这些事情是存在的。可是，正如吴亮星议员指出，这是国际认可的高水平医疗服务；方刚议员亦指出，医管局用了2.4% GDP（本地生产总值），即大概香港一半的整体医疗投入，提供全港90%的住院服务。医管局的数字指出，其辖下七个联网每年共有约150万住院及出院人次；230万急症求诊人次；920万专科门诊求诊人次，以及590万基层医疗求诊人次。相信对比很多系统，也可看出这些数目是天文数字，完全由医管局一个系统承担。
医管局自成立以来，的确就数方面大大改善香港的医疗服务，主要是医疗服务质素及整个系统的效率，以及服务文化。有议员提出，在九十年代后期，医管局的服务太好，以致部分私家医院出现营运困难，这带出整个医疗系统可持续性的问题。当然，医管局接会很期望我为他们解释，其实医管局如何透过更新设施、发展循证医学、家庭医学，日间护理，以及新的医护模式等，以改善医疗服务，但详细的资料我从略。
随市民对公共健康的要求日益提高，我当然需要在此指出，很多议员也有提及人口增加，或增加的拨款与人口增加不成比例，但也有不少的议员指出，我们不可只看人口数目的增加，人口老化又如何呢？医疗服务的科技提升又如何呢？市民对服务期望的提升又如何？我们也需要考虑这些因素。当然，我们这几年来，由上届特区政府开始其实已作出调整，因应我们的需要调节公私营医疗的平衡，我们不希望让人认为我们只膨胀公立医疗的体系，没有善用私人医疗体系。因此，医管局进行了很多公私营的合作计划，包括白内障病人。我们在某段时间投放更多资源在公立医院，让他们追赶轮候（时间），在晚间进行更多白内障手术，但我们发觉，在减低了轮候时间后，有部分的病人会从私家医生回流，令轮候时间再次增长。结果实行了公私营合作模式「耀眼行动」，在三方付款的情况下，病人需要付出一部分、医管局津贴一部分，私家医生降低一点收费。随后推出了「天水围基层医疗合作计划」，以及为末期肾衰竭的病人提供的血液透析服务，向私营界别买位的「共析计划」等等。
吴亮星议员及林大辉议员分别指出，医管局如何重视病人的满意程度，就此进行了一些调查，发现病人整体接受医管局的成效。除了医管局整体的协同效应，统一水准外，邓家彪议员亦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医管局承担了培训的角色，即是整个系统承担了各种医生、护士，以及专职医疗人员的培训。
再者，有数位议员，包括蒋丽芸议员、林大辉议员及吴亮星议员指出，医管局在大型公共生事故及灾难性事故中担当重要角色。因此，若提出把医管局众多联网分散，让各联网自行管理，若只是日常服务，可能未必不行，但一旦遇上大型灾难事故，其实医管局有很重要的分流作用，协调整体应变的作用。在一些流行性疾病的事故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医管局的作用。
当然，医管局不断委托顾问，就其服务需求及组织架构及管治等各方面，进行了不同的检讨，当中引进了一些改善。我在此告诉大家，当然大家会接受一部分，但某些部分未必接受，因为这些检讨是医管局自己进行。但要对得起医管局，我相信我亦要告诉大家，医管局也是一个不断寻求自我改善的架构。
有关投放於医管局的资源方面，有些议员指出投放的资源已增加了很多，另一些议员则指出投入资源不足，亦有议员关心投入的资源是否完全用於前线，或是投放在管理方面。尽管政府对医管局的经常性拨款，由二○○八至○九年度的311亿元上升至二○一三至一四年度的444亿元，累计增长率达43%，但正如我刚才提过，这只是占本地生产总值约2.4%。
现在谈下一个层次，有部分议员关心，医管局在获取资源后，如何分配到各联网？有否分配不均？是否存在山头主义？在此，我替医管局解释其内部资源分配的安排。现时共划分为七个医院联网，就每个联网，医管局当然要参考其服务人数，即所属地区的人口。但若只是这样说，则太简单化，我相信任何架构也不能只靠人口数目去分配资源。因此，医管局需制定详细的周年规划，检视每个联网在当地的服务，每个地区性质不同，人口结构也不同，究竟有什么特别需要改善的工作。再者，若我们纯粹按照联网人口分配资源，恐怕刚才多位议员提出，希望能有一个弹性的安排，其实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现时虽然是按人口居住的地方来划分，但其实香港地方有多大呢？香港的地方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人口数目其实相等於一个国家的人口，在香港这么小的地方，很多市民跨区上学、跨区上班，亦可能活跃於香港各个地区。若我们要求所有市民只可返回原区接受医疗服务，我认为并不实际。
因此，为更适当地衡量各联网间的资源投放，医管局正利用如麦美娟议员刚才提出的「病例组合」机制，虽然她并不十分同意这方面。这机制是以「基准病人」为计算方法，其实这是一个较科学的方法，当然做得好不好，大家可以讨论。我们计算了人口后，再要检视有多少是跨区服务，还要看每个联网服务的病人，即使患有相同疾病，其复杂性有多大，然后作出调整，再作为「基准病人」的计算方法拨款。我指出，这是一个较符合科学的方法，做得好不好，我们可以讨论，计算是否准确？方法有何改善之处？这些可以讨论，但纯粹用人口计算，我相信不可行。
医护人手短缺，是另一个多位议员也指出的问题，其中邓家彪议员、张国柱议员、吴亮星议员和马逢国议员，更重点指出人力规划问题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十分同意，但整体的人力规划，除了医管局要做，其实政府也要做。相信大家也知道，上届特区政府成立了高层次的医护人力规划及专业发展策略督导委员会，正进行相关的工作。
另一方面，增加了的资源与服务增长是否成比例，亦有数位议员提及。根据医管局提供的数字，与二○○九至一○年度相比，二○一二至一三年度修订预算的住院服务增长5.8%，日间住院服务增长20.3%。由此可见，单看住院服务，是不行的，因为医管局其中一个策略，亦是因应国际趋势，尽量将部分服务，若不需住院，便提供日间服务，因此日间住院服务的增长为20.3%。专科门诊及基层医疗的就诊人次亦分别增加5.5%及15.6%。大家可看到，除服务量有所增长，其实医管局正不断调节不同的服务模式。
无论如何，在医护人手的限制方面，已有很多议员说过这方面的背景，我在这里再提一提。对政府来说，在二○○○年代初期，曾有数年，因为经济问题削减了一些人手，尤其是医科入学名额。大家都知道，医学培训的周期比较长，因此导致这几年甚至其后数年，都会面对医生人手短缺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被逼一定要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把我们的资源集中在优先次序上。医管局正是使用这方法。有几位议员提到急症室轮候时间长，包括陈恒镔议员、潘兆平议员、郭伟强议员、陈婉娴议员等等。但是在二○一二至一三年度，分别有100%和97%被分流为危殆和危急类别的急症室病人（的轮候时间）可以达标，即零轮候时间和15分钟轮候时间，获得诊治。大部分要在急症室轮候的病人，其实是一些半紧急或非紧急的病人。立法会生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可能已听过医管局的报告，在这方面我们会尽量配合，不希望非紧急病人要等候太久。所以，在现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用内部兼职的形式，找其他科的医生或本科医生以额外的时间去兼职，以额外津贴的形式，让他们协助纾缓急症室非急症病人的轮候时间。
张超雄议员、邓家彪议员、麦美娟议员、张国柱议员、蒋丽芸议员、黄碧云议员等都非常关注专科联网的轮候时间。在专科方面，我们亦被逼要采取分流，即是说，我们受过培训的护士会在有指引的情况下，有些情况是医生，看过转介信后，就转介医生提供的资料来分辨哪些病人是比较紧急，例如癌症确诊病人会较快，其他病情比较稳定的病人可能需要轮候较久。
无论如何，改善轮候时间是本届政府其中一项优先处理的事项。我们理解医管局已经推行一系列的措施，改善轮候时间。当然，其实当中有一部分，就如议员所指出的，涉及一些跨联网的转介。我们陆续会考虑把一部分在专科门诊（病情）比较稳定的病人转介至私家医生处覆诊，并由医管局或政府透过医管局提供津贴，让这些病人就算在私家医生处诊治，也只需支付与公立医院收费相若的费用。
至於李卓人议员提到容许病人自由选择联网就诊，虽然是短期，完全自由选择是有困难的。一般来说，医管局鼓励病人尽量在其住处所属联网就诊，但若有特别情况，例如正上班或在其他地区受了伤，我们也会转介至其他联网。有部分专科更是中央统筹，将个案转介至不同的医疗中心接受治疗，例如器官移植、严重烧伤、严重创伤等。其他例子还有心脏搭桥手术，在二○一三年，跨联网转介的病人约有20宗。至於更换关节手术，更需跨联网安排，刚才议员也提到，其实很多国家也一样，更换关节手术的轮候时间是最长的，医管局完成了超过300宗跨联网转介安排。
无论如何，医管局面对很多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等。我在此需指出，医院治理每位老年病人所需的平均资源为非长者病人的2.4倍。65岁以的病人每一千人的服务成本，由二○○八至○九年度的1,800万元，升至二○一二至一三年度修订预算的2,100万元。在此加强了我刚才提到的另一论点，就是我们不能只看人口数字，人口结构也是十分重要的。
有议员亦关心，我们面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将来的情况会如何。在刚举行的立法会生事务委员会会议，我简介了医管局针对未来二十至三十年，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的改变，其实已制定了蓝图，在全香港来说，哪个地区的医院需要改建、扩建或增建，已经有一个蓝图。
在药物方面，很多议员，包括张超雄议员、黄毓民议员、李卓人议员、麦美娟议员和张国柱议员，也非常关注药物名册的问题。是否可以全面开放药物名册？但我相信，亦有议员指出，例如叶刘淑仪议员和方刚议员，所有国家也没有可能提供一个开放性的药物名册，即是所有药物，一旦完成发明和上市，便全部立即采用，并在我们现在的津贴情况下。我必须指出，一个有效管理的药物名册机制是有需要存在的。
其实议员提出的问题有很多，我相信没有可能在此逐一回应，包括一些属地区性的服务问题、医保问题、医生执业间题、输血问题、投诉机制、公务员与医管局员工待遇不同的问题等，由於时间问题，恕我不能逐一回应，只可在日后再跟进。
谈到检讨医管局的成效，这亦是大部分议员发言时指出是有需要的。虽然医管局已持续地采取措施，不时自己进行检讨，但为应对社会转变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而社会觉得应有一个独立於医管局以外的检讨，我们即将成立一个督导委员会，全面检讨医管局的联网服务管理及制度，包括风险管理、轮候时间、资源分配、成本效益、人力任用权等等的政策，权力下放是否适合呢？应该下放更多，还是收回一些？凡此种种也会纳入检讨的范围。在宏观的层次，检讨的范围更会包括医管局的整体成本效益。至於督导委员会的成员，肯定会包括，并且主要是来自医管局以外的社会人士。事实上，我们原本计划在七月内公布督导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不过现在遇到一些技术性问题，我只可承诺於八月内公布委员会成员名单。
作为公营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管局的有效运作自然是大众市民十分关注的事宜。而且医管局的营运主要依赖政府资助，因此我们必须确保医管局致力提升服务的成本效益，并善用政府资助的每分资源。最后说到一个问题，究竟「钱跟病人走」是否可行？实际上，大家都看到，我刚才提到的某些公私营合作计划，其实也有「钱跟病人走」的意味，譬如我们资助部分白内障病人，由於轮候太久，便到私营界别进行白内障手术，其实也有少许「钱跟病人走」的意味。不过，我相信原动议提出的，是全面「钱跟病人走」，全部按照人口比例分钱，当然有很多不同做法，我也能理解，即每人分派几千元，自行安排，这是一个做法；或只是分了钱，按照人口数目全部给了联网，这也是一个做法。但有很多议员也指出，全面的「钱跟病人走」，是不可行的，我亦非常同意有很多议员指出，在医疗服务方面，我们要承认，一方面有其市场性质，但另一方面，它并非一个完整的市场，亦不可以将全盘的医疗服务，当作一个市场去运作。因此，日后来说，我仍然会秉持本港的双轨医疗，然后政府透过各种政策，促成这双轨得以持续和平衡发展，而不会向一方面倾斜，或是全盘市场化。
最后，我希望各位议员会继续支持我们在这方面持续改善整体医疗服务质素，以及我们透过检讨医管局的运作，提升其效率，改善其内部管理、资源分配、人力运用权等，并且如邓家彪议员所说，珍惜香港的医护专业精神，让我们现时行之有效的双轨医疗制度，能够继续为香港市民的健康发挥。多谢主席。
完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８日（星期四）
香港时间１９时２７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