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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教授今日（六月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建构安全城市」动议辩论的总结发言：
主席：
我再次多谢陈健波议员及其他四位议员提出的议案及修正案，以及多位议员的发言，让我们全面探讨如何建构安全城市。
正如我在刚才的开场发言指出，交通安全及公共运输系统有效运作是成为安全城市的要素。在处理交通事故方面，运输署的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以及海事处的海上救援协调中心，每日二十四小时运作。在发生事故时，协调中心会与其他相关的政府部门以及相关单位，包括警方、消防处、政府飞行服务队及医管局等，保持紧密联络，以作出迅速应变和救援行动，以及处理相应的紧急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安排。而有关航空安全及航机意外事故，香港国际机场有一套成熟的应变机制和程序。
香港海上交通繁忙，以二○一一年及二○一二年为例，每年平均访港船次超过二十万，而每年的海上意外数字平均约三百宗左右，是低过百分之零点一五。这个数字对比起香港繁忙的海上交通并不算高，当然不代表政府会松懈；特别是去年发生南丫岛撞船事故，对政府维持海上安全的工作响起了重大的警示，而意外实在「一次也嫌多」。
特区政府，包括我所领导的运输及房屋局，非常重视保护公众的人身安全；因此我们正就海难事故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建议，进行跟进工作，在制度上展开全面检查和落实改革措施，以确保海上航行及乘客安全。
现时靠泊香港的远洋船只均须跟从国际海事组织的安全标准和接受严格的检查，以确保其航行安全。而在本地船只方面，政府亦正积极与本地载客船业界商讨多项的改革方案，这些措施的检讨方向主要是要达到以下的目的：首先是提升驾驶者的专业水平和加强技术训练，第二是改善船只仪器和通讯设备，第三是提高法规标准或安全要求，以达致全面和长远提升本港整体的海上安全水平。大致上业界同意安全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但亦有忧虑部分建议或会增加本地船只的营运压力，当局会继续与业界磋商，务求早日订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
在过去五年，道路交通的意外数字维持在一万五千宗左右。我在刚才的发言中提及政府过去多项工作，目的是打击一些危害公众安全的驾驶行为，例如酒后驾驶、毒驾和药驾，以及冲红灯和超速驾驶等。此外，政府亦会透过改善道路设计以及举办宣传和教育活动，促进安全驾驶，以提升道路安全水平，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最近审计署就道路安全提出一些建议，以提升安全意识和措施，以至交通意外资料的准确程度，政府会一一跟进。
因应去年十一月柴湾道发生的致命巴士意外事故，运输署加强监察专营巴士的运作，并正在积极协调专营巴士公司检讨车长身体检查的安排，期望今年内完成；同时亦检讨有关驾驶执照发牌、续牌的体检要求。
在铁路方面，在二○一○至二○一二年这三年间，涉及港铁乘客受伤的意外，平均每年约有一千三百多宗，包括涉及乘客或公众人士因失足或失平衡跌倒的个案。过去三年内的意外中，死亡人数有两个。我们要求港铁公司继续在现行法例和《营运协议》的框架下，为公众提供安全可靠的铁路服务，运输署及机电工程署亦会继续监察港铁系统的服务及安全表现。
在航空方面，过去十年，香港并未有发生严重的航空事故。香港国际机场无论在服务上或安全上，在国际上都享有盛誉。
总的来说，香港有优良的运输基建，根据「美世生活质素调查2012 」（Mercer 2012 Quality of Living Survey），香港在城市基建方面在亚洲排名第二（第一名是新加坡），全球排名则为第六。刚才毛孟静议员指出，香港在兴建大型运输基建时，须保障附近居民的安全，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
的确，建设运输设施的其中一项功能是改善市民的生活质素，如果在兴建的过程中有任何一个环节危害公众安全，这与我们的施政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政府会尽一切所能，监督大型运输基建的建造过程，保障附近楼宇和公众的安全。
主席，刚才涂谨申议员在发言中作出甚有哲学味道的个人反思，请你容许我亦作一些反思。刚才有议员提及生活和工作压力、精神安全、「家」的概念，我个人感到近年由於种种原因，我们生活的周围，压力好像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人们之间的怨气多了，包容亦少了。我们的社会不是完美的，要改善的地方的确还有很多，不过我们同时亦要对社会上各界已经达致的成果及努力予以肯定，不要妄自菲薄，不要以风险仍然存在而否定要进行不断的尝试。
基建工程会带来意外，交通会存在风险，但不等於我们便不发展基建、不发展道路、不发展公共交通，不过当然我们要不断提升安全及风险意识。有社会学家说，现代社会其实亦是一个风险社会。
固然，物质上的安全不等於心灵上的安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关系、工作压力、每日我们受资讯和互联网的压力，这些都会在在影响我们的安全感。若我们得不到别人的关怀，若我们的私隐不受到保障，就算科技如何先进，财富如何充沛，都不见得很安全。
涂谨申议员提出谁为安全付出代价，个人和社会的风险如何分配，其实这是我们公职人员、决策官员每日都会思考的问题。政府能够「写包单」保证一切安全吗？立法多多就能够保证一切安全吗？政府多管一些就必然带来一切安全？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每天会想的。在维护整体安全之上，不同的组群、不同的持份者如何分摊、分担这个责任，才不会出现经济学所说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呢？这都是我们要想的问题。
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９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２２时３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