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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司司长出席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嘉宾讲座致辞全文(只有中文)(附图/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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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今日(十一月二日)出席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嘉宾讲座的致辞全文:

沈祖尧校长、陈志辉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今日我实在非常荣幸应邀来到中文大学逸夫书院出席以「领导」为题的讲座,与大家分享我的看法和体会。

  在邀请我出席「领袖系列」的讲座时,蔡子强先生提醒我过去出席的讲者,我相信这个提醒令到我不能拒绝这次邀请,他说曾经出席过的包括有行政长官、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以及当时以行政会议召集人身分出席的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我翻查了他们当时演讲的主题和内容,他们谈到与领导相关的重要元素,包括务实、包容、承担、确立愿景、凝聚共识,都是我所认同的;特别是黄仁龙司长当日谈及的「领导与服侍」,大家都知道黄司长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我亦是一位天主教徒,其实这个「领导与服侍」可以说是我目前心境的最佳写照。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是个极为艰巨、吃力,甚至是吃力不讨好和富挑战性的位置,如果不是本着「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我是万万不敢担当这个重任。

  我今天选择以「改变与创新」为主题,是因为我认为领导者与别不同之处,正正是那份能创立新事及发掘机会的能量。四年前,奥巴马以提出「改变」(Change)的竞选口号而赢得选民支持,成为美国总统;现任行政长官在今年初的特首选举中亦提出「稳中求变」争取更大的支持。由此可见「改变」正正是公众普遍对领袖的一个期盼。相反,如果事事只是因循守旧,那作为团队、机构或政府之首的领导功用便显得没有意思。

  被不少年青人--相信在座都有不少同学--奉为「教主」的乔布斯先生,他的人生哲学中,就有着这两条:第一,「人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We're here to put a dent in the universe. Otherwise why else even be here?),以及第二,「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Innovation distinguishes between a leader and a follower)。他这两句名言同样凸显大家对领袖能破旧立新、勇于改变现状的要求。

  刚才大家听到对我的介绍,其实我只是做过一份工,就是在政府,所以我感受到在公营部门寻求改变和创新往往比私营机构困难。因为公营机构没有那种好像私营机构要不断追求盈利,要不断地在激烈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这一份的压力,亦欠缺以奖赏为动力的环境。据我观察,不少政府的改革都是由财政纪律或财政紧缩所推动。我自己亲自处理过的,就是在香港回归前的公营部门改革(Public Sector Reform)和回归后因着亚洲金融风暴出现了极大的财政压力而进行的资源增值计划(Enhanced Productivity Programme),两者都是由当时的库务部门牵头推动的,而我正正就是在那七年期间,由一九九三年到二○○○年在库务局担任公共财政管理的工作。

  当然,粹纯以财政为考虑的创新和改变是有所不足,亦不能配合公营部门时常挂在嘴边「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怎样把人性化的角度纳入公营部门改变创新的过程,正正是对领导者的考验。

  近十多年来,我在不同的工作岗位都不断尝试藉着改变和创新,为当时的政策措施注入新动力、新元素,除了回应社会的诉求之外,亦希望透过改变凝聚更大的共识。这些实践让我深深感受到对领导改变的人的要求,但幸运地也为因着这些改变创新而能更善加处理社会问题给予我一定的安慰,为我未来的工作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所以今日有这么好的机会,我想藉此和大家分享我在「改变和创新」过程中的经验,作为我对逸夫书院这一系列「领袖讲座」的一个小小支持。

  我在二○○○年获派出任社会福利署署长,刚才我已经说过,在之前的七年我长期在库务局工作,当时亦遇着财政赤字非常严峻的大环境,所以当时的传媒或是社福界的朋友认为我在那时那刻被派去社署推动社福界的改变,一定是为了我刚才所说的财政压力,减少一些福利所需的开支,但在这里我向大家说,实情是刚刚相反。

  我当时曾经写过一些文章,说我当时的首要理念,是政府有特殊的社会责任,为老弱伤残和不能自助的人士提供一个稳妥的安全网,而良好的福利制度是一个文明社会和负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我在二○○○年至二○○三年这三年多的时间出任社署署长期间,本港承受着亚洲金融风暴和其后沙士疫症的打击,失业率高企、工资下调、低收入家庭面对生活的重担和压力,种种问题是整个社会不能漠视的。我深信以仁爱为基础的社会政策与我们一直推崇的自由经济理念是并无冲突的,在发展经济和维持「小政府」状态的同时,我们必须重视提升所有成员的福祉。所以当年社福界的改革,朝着的方向是为社福界注入企业精神,让有限的资源能够用得其所,达致助人的最佳效益。

  但「改变」是会带来不安,领导改变的人要处理的不单是改变的具体细节,也包括改变带来的疑惑、焦虑和政治后果。因此,无论是当年的社福改革,或是其后的发展和保育争拗,以至旧区重建,我注入了的新思维中,都无可避免地要处理极富争议性的工作和面对越来越政治化的环境。要在改革的路上继续前行,除了理念和信心的支持之外,也确实需要技巧和承担。这些理念、信心、技巧和承担又都正正是过往几位出席「领袖系列」主讲嘉宾提及的领导者必备的条件。我尝试把我的经验稍为有系统地归纳成以下十点和大家分享。

一、改革须有理 目标要清晰

  在推行改变时,我们率先要回答的问题便是「为何要改?为谁而变?」,当年在接手处理福利界相当具争议的「整笔拨款」改革时,我观察到福利系统经历九十年代的急促膨胀,已出现了管理及策划能力赶不上实际需要的情况,在社福系统内的仝工时常都是疲于奔命去应付僵化资助制度下的程序和管制,而在这个福利系统外的人,特别是一些受助人则感到异常混乱。看准了这个求变的心理状态,为仝工勾划出改变后的境况,所以令到当时的改革可以说是踏出了一大步。

  在二○○七年中出任发展局局长,负责旧区重建工作。经历了湾仔「喜帖街」的纷争,我明白沿用从前「由上而下」的市区重建策略来做重建决定,换句话说,旧区居民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你拣选了我这一条街,或是我这幢楼宇做重建的目标,又或是只以单一由市建局担任主导、收购、重建一手包办的角色,这种重建模式已不合时宜。所以我们在二○○八年初启动全面、开放式的「市区重建策略」检讨,表明改变是要让旧区重建工作配合「以人为先」、「地区为本」的理念。有了清晰明确的目标,大众便可聚焦讨论改变的细节,以及探索创新的重建模式,包括现在已落实推行的「楼换楼」、「需求主导」,以至市建局担当一个「促进者」的角色,而不是我刚才所说「由上而下」包揽式的重建功能。

二、改革工作要按部就班 时间表是重要的

  凡是富争议的课题,不能期望得到全面共识才行事。我们应为改革定下明确和大家清楚的里程碑,避免谘询和讨论无了期地拖延。即使以近日富争议性的「长者生活津贴」,目的是明确的,是尽快协助有需要的长者,为他们提供即时的生活补贴;所以为了避免延误大约40万长者能够即时受惠,特区政府是需要坚定不移地按着这个时间来推行有关的工作。

三、谘询要认真 有理要妥协

  真正的谘询工作是以开放、实事求是和互谅互让的态度进行的。如果谘询只是「我讲你听」,谘询的诚意便大打折扣。有效的谘询是一门艺术,很难说清楚在什么情况下在谘询期间听到的意见我们仍然要坚持,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作出妥协。

  我记得当年在处理社福界青年服务时,社会福利署本来的构思是把当时分裂割离的青年服务包括学校社工、外展社工、青少年中心等全部纳入一个名为综合青少年服务内。但有一群资深的外展社工告诉我,外展社工是最难干的社工工作,外展社工接触的是最边缘和处于危机的年青人,倘若我们把服务综合化,恐怕日后社工会舍难取易,忽略了这群年青人的需要。我觉得这些社工明显地是以服务使用者为出发点,很清楚他们是以关心这些边缘年青人而作为他们表达意见的基础,所以我是很乐意改变初衷,今日的外展社工仍然是一支独立、专业的队伍,协助这些边缘青少年。

  同样「改变初衷」的做法,出现在保育湾仔的蓝屋建筑群。我们从来没有打算拆卸这批在湾仔石水渠街的历史建筑,但本来构想,亦是惯常一般政府的思维,就是我们先安置现居住在蓝屋建筑群的居民,离开了这些旧楼,然后再把一些空置了的文物建筑交给另一个机构作为活化。但一些保育人士和居民是齐心一致的,他们邀约我见面,表明值得保育的不单是那些战前,有些是战后的历史建筑物,也是那里的人和物、邻里和社区。于是最终我们选择了以崭新的「留屋又留人」方式保育蓝屋,也为本港的保育工作注入创新精神。

四、改革重细节 言行要一致

  有人认为作为领袖者只需做大方向的事情,重视宏观,而无需顾及细节,细节可以留给其他同事或下属来执行,但我个人并不太认同这一点。

  事实上,无论是被形容为是一位传奇领袖的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或是临危不乱处理911特大危机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我们从有关他们领导力的著作中,都能体会到以他们那么精明卓越的领导者,他们对细节的重视和掌握,都是很重要的,以防止在执行上出错。

  当年在安老院舍服务引入竞争,从而希望改善香港安老服务质素的工作中,我和同事在设计和审议这些院舍的招标文件和合约条款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以确保招标在公开、公平和具透明度的环境下进行。例如为了确保照顾长者的质素得到保证,我们罕有地在招标文件和合约中对照顾人员的薪金作出规定,大家不要忘记,当时并没有任何法定的最低工资,但我们就要求服务提供者如果取得院舍的合约,他们聘请的每一位照顾人员是有薪金的最低要求,是不能低于这个薪金,因为我们相信如果照顾员得不到合理的报酬,他们又如何能够在一个安稳的工作环境下妥善、有爱心地照顾老人家?这些都是改变或是改革须重视的细节。

五、多争取认同 凝聚支持力

  我刚才说过,任何改革都是有争议性的,一定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神经,引来或多或少的抗拒,但如果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公众利益,推动改革的人便要积极争取第三者争取支持。

  二○○三年初在讨论综援应否按通缩调整的半年中,我就好像一位推销员,时常拿着我的Powerpoint,当时还未有iPad,然后去到场地放映投映片,亦出席了无数福利界内外的简介会和座谈会;在推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时,我亦曾连续几个周六出席电台节目,与听众探讨旧区重建各方面的问题。在最近重设扶贫委员会的筹备工作中,我和几位成员出席多场座谈会,亦作出多次探访,务求凝聚最大的支持,建立互信,然后才开展这项对香港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工作。

六、跨界别合作 寻双赢方案

  要真正「以人为本」提供全人的服务,我们必须要在政府内部做好跨部门协作,并向外寻求合作伙伴,补充我们在资源和知识领域上的不足。

  昔日作为发展局局长,我时常都会集合辖下部门和机构的首长,通常都是在周末进行,就一些共同面对关心的问题集思广益,寻找可取长补短的解决方法。例如面对香港旧楼缺乏适时维修,尽管屋宇署作为执法部门,可以不断地修订法例,要求强制验楼、强制验窗等规范性的预防措施,但无能力的业主实在无法符合法例的要求,于是透过集思广益,我们联同市建局和香港房屋协会推出「楼宇更新大行动」,为香港超过3,000幢旧楼提供一站式的技术和财政支援,大大改善旧楼失修问题,并提升本港的市容。此外,发展局当年亦在内部成立一个颇有创意的小组,名为「发展机遇办事处」(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fice),虽然只有数位同事,但在过去三年服务了超过几十个发展项目,提供一站式、跨部门的谘询服务。

七、多增透明度 愿分享权力

  近年政府很重视公众参与(public engagement),亦希望藉此凝聚共识,利便施政。要做到真正公众参与,政府须采取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把更多不同意见和声音纳入共谋献策的过程中。

  在二○○四年一系列维港官司后政府成立了一个「共建维港委员会」,到目前为止,这个委员会当时是一个很少数以持份者机构自己提名成员出任委员的政府委员会;而为我们挑选机构活化政府历史建筑的委员会亦主要由非官方人士组成,直接参与对本来属行政机关权力范围内的遴选工作,大大提高这些工作的透明度、认受性,减少不必要的猜疑和纷争,这些都是政府愿意分享权力的例子。

八、重视传媒关系 建立沟通网络

  在担任社署署长期间,我便深深体会到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网络,对于推动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在建立网络时,我时常提醒自己,不可以像「即食面」般,只在有急事时,或是要取票时才去做联络的工夫;反过来说,平日打交道,亦不能「功用」挂帅,或许成效会更大,所以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广结善缘」是我的座右铭。

  同样地,我重视与传媒保持良好的关系,亦希望为他们提供采访报道上的方便,这个做法对解释政府的政策亦有很大的帮助。过去几年在发展局,我们引入了一些专为传媒就局方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做简介会的安排,藉着由官员提供一些图文并茂的资料,和透过负责该议题官员的解说,协助传媒有关报道的进行。

九、须知人善用 建团队精神

  我负责的公务员团队,由社署期间的5,000多人,到发展局及其辖下部门的接近两万人,到今日作为政务司司长整个16万名公务员队伍。不少公共服务范畴都是人手密集的工作,员工是我们最大的资产。我的宗旨是以最高的透明度和同事保持密切交往,亦透过定期的会面和到前线单位的探访,了解同事的工作状况和疑虑。

  今年七月我便应警务处处长邀请,联同保安局局长出席与前线警务人员的分享会。大家都知道在六月底、七月有一系列的示威行动,前线警员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对于同事在处理游行示威过程中体会的压力,以及为维护人权、自由等香港核心价值而作出的配合,我是深受感动。

十、适时作决策 责任要承担

  无论担任署长、常任秘书长、局长或司长,日常要决定的事项实在不少。在决策过程中,虽然力求审慎,考虑正反意见,但有时难免未如人意。我明白对领袖的基本要求是不要诿过于人,切忌推卸责任,反之要秉持「责无旁贷」的态度(the buck stops here)。同事在处理事务上受到外界批评,我亦须挺身而出,如果没有做错我们必须要据理力争,若然偶有疏忽,则应亡羊补牢,寻求改善的方案。

  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透过坚守理念,建立信心和掌握技巧,领导者在推动改变和创新方面就会有一定的基础。但我认为领导者更需要的是承担(commitment)、热诚(passion)和同理心(empathy)。今年七月,我获委任为政务司司长,承担我在公务生涯中最重要的责任。过去四个月,我以一如既往的热诚服务市民,我又用上述归纳出的经验和问责班子及整个公务员团队一起努力;在未来日子,我会在适当的地方引入「改变与创新」,善用日新月异的技术,集结各方的力量,顾及社会瞬息万变的情况,回应市民的诉求,以期制订更切合市民需要的政策。在即将展开的扶贫委员会工作,我会以最大的同理心,深入了解本港的贫穷问题,提供可行的改善方案。

  各位在座同学,无论你日后离校后选择加入公营机构,我在这里预先欢迎大家,希望大家加入公营机构,或是选择进入私营企业,我都希望大家在人生过程中找寻一些适合的机会注入「改变与创新」的动力,并以「承担」、「热诚」和「同理心」作为行事为人的借鉴。

  多谢大家。



2012年11月2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15时5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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