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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政务司司长唐英年今日（一月十五日）在香港兆基创意书院出席Roundtable研究所周年典礼暨青年学术会议的致辞全文：
Simon（沈旭晖）、Anthony（胡定旭）、各位Roundtable的朋友：
早晨！很多谢Roundtable邀请我这个既是五零后也是五十后，出席你们的周年活动。
既然是圆桌会议，我有三点希望：第一，希望我们大家处于一个平等的位置；第二，希望各位不要因为年纪或所谓世代的差异，尊称我为「唐老」；第三，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我是建制中人就先将我的话自动打一个折扣，不论我说得中听不中听，请大家都视之为一个热爱香港、并且有幸能为社会做事的过来人一点肺腑之言。
今天这个学术会议的讨论议题，有新世代与香港精神、网络政治文化、教育与向上流、文化融合与西九、青年人的公共政策建议、内地与香港一小时生活圈。可谓虚实兼备、长短兼顾，与年青人息息相关，不少更是我目前工作上需要处理的问题，我很希望日后有机会与大家就这些题目作比较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Simon很宽容，没有指定我发言的主题，于是我可以自由发挥。学术演讲并非我的专长，倒不如随意谈谈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
回顾2010年，80后问题肯定是其中一个讨论得最多的社会现象，分析和讨论的角度也非常多样化 ─ 人物剖析、抗争手法、代表的理念、现象的成因、世代之间对游戏规则和话事权的争夺战、与传统政治势力和媒体的互动、现代科技手段的实战应用等等。
无可否认，80后现象成为热门话题，相当程度上是媒体和网络科技所造就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往往是80后比较出格的手法和一些抗争场面，然后大家尝试去归纳和总结80后的一些表征和行为特质。但撇除这些，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现象的成因和社会基础，背后的理念，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我知道不少青年朋友其实有点儿抗拒被简单地归类或标签化，然后被套入某种固定的行为模式，更不愿意外界将他们的动机解释为因为上位难而通过社会运动去宣泄不满或者试图改变游戏规则。
当我还是青年人的时候，同样有那个时代的社会运动。两个年代的具体诉求可能有所不同，表达的方式或抗争的手段可能有所差异，但同样是基于对理想的追求，同样是出于对一些社会现状的不满。
社会运动许多时候促使我们对周遭发生的事情和存在的现象作出反思，可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最起码也是让社会上一些怨气得以释放的阀门。虽然不少社会运动见到年青人的影子，并且因为他们的激情吸引到传媒的焦点，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简化为年青人或者所谓80后现象，否则就很容易陷入一套世代鸿沟的简单逻辑。
事实上，回顾近年来香港社会的一些变化，虽然起初有不少是由年青人去推动，但最终能够形成气候，主要还是因为具备了一定的社会背景，令跨世代、跨阶层的公众逐渐接受一些价值的改变。打一个譬喻，青年人就像是播种者，但必须有社会的土壤，种子才能够茁壮成长。
我们看保育、环保、对本土文化的回归、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对如何分配社会资源和经济成果的争论，都能够看到这种轨迹。
当然，凡事总有正反两面，要辩证地看问题。在肯定社会运动积极一面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它们的另一面。
大部分时候社会运动的基调是争取权益，争取自己认同的理念，强调的是「我」或者「我们」。同时，香港社会高度自由，市民最珍惜的基本价值当中，「自由」在任何时候都是名列前茅。再加上我们实施的是市场经济，企业追求的是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社会的重心比较倾向于个体、个性。
在这个情况下，权利的另一面，即是责任，往往受到忽略。而我认为，一个真正成熟的公民社会，在重视权利的同时，必须自觉地承担责任。这是多层次的，有公权力的就有责任确保权力不被滥用，有责任去妥善调和矛盾、分配资源。企业既有产权受保护的权利，就有责任守法经营，进而考虑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个人最起码就是认识到权利并非绝对，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和权利。
第二点就是不要搞思想垄断。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元的，我们应该有包容的胸襟，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意见，而不是对持相反意见的人动辄口诛笔伐。我一直相信，人类重要的美德就是谦恭（humility）和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刚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后很容易车毁人亡。
由此引伸出的第三点，可能是很多原则性极强的朋友所鄙视或者不屑为之的，就是「妥协」。当然我们可以想一些更顺耳的字眼，例如「策略性让步」、例如「曲线前进」等。不论用什么说法，必须承认，妥协是民主的产物。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关起门来当皇帝，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学会如何折衷互让，以各退半步去寻求最终大家能够共同进一步的结果。
第四点是避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很可惜，按照现实世界有bite有mic的游戏规则，要听众耐心聆听和用心理解复杂枯燥的问题，已经是愈来愈困难的事情。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不问青红皂白，什么事情只要涉及政府、商界，就必然会得到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结论，人物、时间、地点只成为填充题。总之，零乘以任何数都是等于零。
这里面当然有其成因，有所谓「深层次问题」，但如果凡事都套用这个方程式，只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懒于理性思考的借口，对真正解决问题帮助不大。
最后，关于抗争手法问题，有一些朋友认为，冲击是吸引注意力、扩大影响力所必需的，而香港社运的手法与西方社会相比，并不能算过激。我不否认这一点，但香港社会对近期一些冲击手法并不认同，因为我们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近日我们看到美国一宗枪击事件所触发对于政治和暴力关系的反思，很值得我们去深思。我相信香港人绝对不愿意看到政治或社运引致流血，当底线不断被冲击、不断倒退，我们就有可能走上一条不归路。
这些是一位五十后的想法。交棒是历史规律，你们很快就会「接棒揸庄」。你们期望接手的是一个怎样的香港，跨世代的沟通是我们双方的共同责任。有人说，政客用得最少的器官是耳朵。我一直引以为戒，也希望与大家彼此说一句：Friends, lend me your ears。
Thank you。
完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５日（星期六）
香港时间１２时５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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