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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今日（六月十七日）下午中区恒生银行总行大厦出席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校友会晚宴的致辞全文：
苏钥机教授(Clement)、张树槐主席(Walter)、卢永雄副主席、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很高兴出席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校友会晚宴。环顾今晚出席的来宾，可以说是香港新闻界“Who’s Who”聚会，其中更有很多令我很头痛的传媒中人，可见中大多年来的确为香港新闻界培育了很多人才。
六年前大概这个时候，董建华先生宣布了第二届特区政府的组成，迈出了政治问责制的第一步。我有幸获中央政府任命为工商及科技局局长，告别议政论政的角色，进入决策和施政的团队。
六年后的今天，正值政治委任制进一步深化，过去四个星期，每天电子传媒和报章杂志，无论是新闻报导、社论评论，还是各种小道消息，铺天盖地都是这则新闻。对着一群曾经、现任或未来的传媒人，今天如果我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恐怕在座绝大多数人会要求“回水”，又或者在问答环节穷追猛打。汲取了最近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出台的经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似乎是应对传媒的金科玉律之一。
因此，借这个机会，我想谈一谈对香港发展政治委任制度的一些看法，也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与大家分享从政六年以来的一些感受。但首先我要声明，这不是退休高官回忆录，如果你们感兴趣的是内幕秘闻，恐怕会大失所望。
先说政治委任问题。我不打算具体谈国籍、薪酬、遴选过程或公关处理，这些课题相信近期立法会和媒体仍会有很多讨论。我希望将眼光放得阔一点，从制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想说政治委任制度的必要性。先申报利益：作为香港首批问责官员的一员，我认同和支持这项制度。政治委任制度是香港政治体制设计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迈向全面民主化关键的一步。
自从香港推行地方行政，并在立法会引入选举以来，政党开始逐步发展成长，市民对自身公民权利日趋重视，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角力更形明显。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香港已经是一个越来越政治化的城市。
这些急剧的变化，不断冲击殖民地年代留下的文官制度。无可否认，我们有一群优秀专业的政务官，有一支高效、廉洁、执行力强的公务员队伍，这是香港社会最宝贵的资产之一。多年来，公务员都以高度专业和负责任的态度，制订良好的政策并付诸实行。但西方民主社会的经验告诉我们，好的政策不一定等於是受欢迎的政策。於是我们看到长於制订政策的公务员，周旋於立法会、区议会、传媒之间，面对各种政治压力。
可以预期，随着2012、2016年立法会逐步扩大民主化成分，并在2020年达至全面普选；随着香港公民社会日渐成熟而涌现更多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政府的政治工作无论是复杂程度还是工作量，都只会有增无减。不及时培养和储备专业政治人才，只会令政府施政水平与社会的期望出现严重落差。
此外，行政长官将在2017年通过普选产生。香港的政治体制是行政主导，并非采取执政党形式，而公务员又必须恪守政治中立的立场。通过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在竞选时必须有一套班子，协助他制订完备的施政理念和政纲，进行选举工程。更重要的是，在当选后必须有一个认同他的理念和政纲的管治团队，协助他兑现选举承诺。人从何来？曾有政府工作经验而又具备政治能力的人才，是最主要的来源之一。
政治委任制度还有另一重意义，就是当施政出现失误时，有关政治委任的问责官员要承担相应的政治后果，体现问责精神。
当然，社会上亦有部分人士反对推行政治委任制度。他们主要的理据是，特首并非通过普选产生，没有全民授权，因此由他委任的副局长和政治助理难有认受性。换言之，实施特首普选，是推行政治委任制度的先决条件。
我不认同这种论调。落实《基本法》，普选产生行政长官是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意愿。现在我们已经有2017年这个明确的时间表，亦正在努力凝聚社会共识，希望在2012年选举引入更多民主成分。政治制度不能简化为选举制度，我尊重那些锲而不舍地争取民主的人士所表达的意见，但我们不能空喊口号，我们有责任确保香港政治制度的发展全面、健康，要为民主化进程提供必不可少的配套。
我相信绝大部分市民都认同，全面普选行政首长和立法机关，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制度上确保良好的管治，令政府施政做到以民为本。今天我们扩大政治委任制度，就是要在保持公务员队伍中立、稳定的情况下，在行政机关逐步引入处理政治工作的人员，与专业公务员互相配合，令政策酝酿、出台和实施过程多考虑政治因素，尽量在前期消除或减少不必要的政治干扰，使施政更为畅顺，更能为社会接受。
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就如西谚所说的“罗马非一日建成”一样，需要时间、需要过程。2005年政改一役，由於立法会部分人士坚持“all or nothing”，令一套不错的政改方案付诸流水，07/08年选举原地踏步，至今仍有许多人感到惋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应该做的，是抱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摒弃成见，切切实实地研究如何令政治委任制度更好地配合香港民主化进程，理顺政治体制内的各种关系。
这次任命副局长和政治助理所触发的风波，舆论的反应，的确出乎我们的预期，国籍、薪酬的厘定、遴选和公布的过程等等，社会上有不少争议。但我觉得，应该从较积极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
毕竟，香港有独特的宪制安排、历史因素和现实考虑，“一国两制”的实施过程中难以生抄硬搬外国的一套，有许多难题要我们创造性地解决。而政治委任制度是新的尝试，需要根据实践经验，不断检讨得失，继续完善。以今次为例，有一些问题是社会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例如在保持香港多元化、国际化社会的同时，如何处理效忠和承担的问题；在适当保障私隐的同时，如何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等等。我相信，只要我们持开放的态度，清楚解释理据，加上理性的讨论，一定会找到妥善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案。
如果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历史会告诉我们，今天沸沸腾腾的争论，只是政治任命制度甚至是香港政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一个在萌芽期的“teething problem”，真正的考验在於我们能否从中汲取经验，力求改进，完善这个制度。
当前，我们应该给予新任命的副局长和政治助理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发挥所长，以成绩证明自己的能力。
下面，我想谈谈过去六年个人在工作上的一些感想。我不敢说我的经验和想法能够套用到每一位从外界转到政府工作的人士身上，我只希望有一些可供参考的地方。
我记得刚上班的第一天，抱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情。六年过去了，多谢立法会、多谢传媒，我到今天仍抱着这种心情。套一句英语常用的说法：“You guys always keep me on my toes”。的确，这有助我们经常保持头脑清醒，不致於被权力腐化，也令我们时刻警觉，有高度的危机感，不会松懈，不会被冲昏头脑。
第二，要时刻抱着谦虚学习的态度，要相信集体智慧。初入政府之时，即使我已有七年立法会和五年行政会议的工作经验，但制订政策的过程和具体落实，仍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特别是政府的工作讲求团队合作，需要部门之间互相配合。面对700万雇主，要尤其注意“魔鬼在细节”这句话，因为稍为思虑不周，忽略了某一个环节，就很有可能对700万雇主造成不便，甚至反感，后果不堪想像。
这几年来，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的确有一支专业、能干和尽责的公务员队伍，在我适应政府工作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多的支援和协助。他们勇於提出自己的专业意见，每当我有一些“out-of-the-box, crazy ideas”的时候，他们总会详细作出分析，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当然我们会不时进行辩论，尝试说服对方，有时我投降，有时他们投降。但我很欣赏这个过程，因为每个人都有盲点，只有经过这种讨论，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才可以避免一言堂造成的失误。
另一点就是位置越高，权力越大，越要小心运用权力这把利器。刚加入政府时，要抵御马上想有“大作为”的诱惑。作为选举策略，高呼“change”是很有效的一招。但当你坐上司机位的时候，载着满车乘客，你就要加倍谨慎。我们经常要面对一个难题，到底是大刀阔斧地改革还是细水长流的改良更有效。没有绝对答案，但我的经验是，政府是一台非常庞大和复杂的机器，制度是多年累积的产物，要松螺丝或者换零件，最好先摸熟它的脾性，先问一问是否可以通过改良而不需要大动作，就可以达到目的。而即使无可避免要大刀阔斧，也不要同时舞动几把斧头，否则很容易伤及他人、伤及自己。
第四点就是，传媒和公众对高级官员有一套比较高的道德标准，对我们的一言一行，对我们的诚信、品格，有一把比较严的尺。甚至有时候对公众知情权的执着，会超过对个人私隐权的尊重。你代表的不再是自己，偶一不慎，言行失当，赔上的代价是政府的威望。这是我加入政府后比较难适应的一个转变。几年来我不断提醒自己，亦逐步接受这套游戏规则。当然，慎言的代价有可能令自己变成一个语言无味、缺乏鲜明个性的人物，这点未必是传媒朋友所乐见的。
最后，是对EQ的锻炼。不论面对多大的压力，不论面对多大的工作量，不论个人的民望如何坐过山车，都要尽量保持心态平和，只求做好本份。
我教导子女：笑一笑，世界更美妙！这也是我每天自勉的话。
谢谢。
完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７日（星期二）
香港时间２１时０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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