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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教授今日（十二月十七日）在策略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后，会见传媒的发言全文：
今日策发会召开全体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关於怎样加强香港人与内地同胞之间的互信关系。第二个题目就涉及财政预算案的谘询。
会议大部分时间用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上。首先综合几个要点，都是关於如何加强港人与内地同胞的互信、互相认识，及争取内地同胞对香港的支持。
第一个要点，就是有不少委员提出，香港人始终还抱一种大香港心态。这种心态，虽然近年来有所减少，但仍然阻碍
香港与内地同胞之间建立互信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怎样加强互信呢？最重要的几个提议，就环绕
怎样加强彼此之间的互相认识，以及令到内地同胞觉得香港人是愿意为国家做事。有些委员提到，我们过去与内地的交往很多时都集中在经济层面，其他层面就相对比较没有受到重视。经济层面的互动有很多，当然，在一些层面上有不少人提出我们还可以深化彼此之间经济上的互动合作，譬如考虑到内地要提升服务业在内地经济上的比重。而香港的高端服务业，就发展得相当好，因此在服务业方面可否与内地加强合作，从而令到更多香港服务行业及服务业的专业人士可以到内地发展。又譬如可否给予香港的服务业国民待遇安排？
就面向内地的服务，中小企及其他大企业可否更容易地利用香港服务业所提供的服务，令到他们更容易地达到所谓走出去、走向世界的效果？即使在经济层面，我们与内地在科技合作上，是否可以提升？特别在香港和深圳之间那个合作关系上，怎样整合深圳科技方面的优势及发挥香港营商、金融方面的优势？
值得留意的就是，现时内地要建立和谐社会，内地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提到均衡发展，不是单单突出经济发展，还要突出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有些委员提到香港可否在这些问题上对国家作出一些贡献。我们不单只关注自己的经济发展或内地的经济发展，还要在内地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譬如，举例说香港是否可以在内地一些贫困地区的发展方面作出一些贡献？香港人及企业可否在贫困地区做些工作？内地在经济急速发展过程当中，就引伸出很多社会问题，包括医疗问题、环境问题、老人问题、青少年问题、都市秩序问题、运输问题等。香港作为一个较为先进的都市，可否协助内地在这方面将事情办好些？即是说香港推动内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可否在内地的社会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当中，尽一分力呢？谈到香港与内地怎样建立互信及增强相互的认识，委员提出不同的办法。其中一点，是要求特区政府做点事，例如在内地可否多些向内地人士介绍香港的情况？内地经贸办事处是否可以扮演更多的角色呢？
特区政府是否应该多一些资助或支持香港民间团体与内地进行交流呢？这些民间团体包括教育团体和社会福利团体等。香港工联会在内地也有相当多的推动香港人和内地互动的一些工作，这些是否可以得到更大的支援呢？特区政府在香港是否要加强《基本法》的推广、教育、强化国民教育，譬如举办论坛、引入内地的讲者令香港各界增加对内地的认识等，都是特区政府的工作。
亦有委员提议可以加强发挥人大和政协的作用。全国人大有三十六人，政协由全国政协到地方政协有数千人，他们是否可以作为香港和内地的桥梁，加强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互相认识和沟通呢？这些人大政协和特区政府之间是否应该加强联系，令他们更加了解政府的工作，因此而令到他们扮演的桥梁角色会更加有效呢？
又有委员提到如果内地人增强对香港的认识，会有利於增加两地人民之间的互信。香港院校是否应该多些取录内地学生？内地学生部分人毕业后返回内地后，可以作为香港的大使拉近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距离。另外，是否应多些邀请内地的学者到香港讲解内地的情况呢？增加多些内地学生到香港就读，譬如可以引入一些交换生计划，令到内地学生和香港学生可以在不同地方读书，会否有利两地的沟通呢？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建议，特区政府和民间社会也好，民间团体也好，都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来增加两地之间的互信和互相认识。
大家有少许忧虑，如果内地和香港的互信不足，会严重影响未来两地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和影响到一国两制的实施。说到这点时，有委员提到是否应该推动我们民主派人士多些到内地参观交流，令到他们对内地有更多和更正确的认识呢？又有委员提到加强香港人对中央政府对港政策和中央与特区关系的认识，令到香港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得以改善。
总括来说，大家承认有问题存在，需要各方面包括特区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去改善情况。香港和内地虽然经过十多年来频密的、在各方面的交往，包括特别在经济方面，始终大家都认识到香港人和内地同胞之间的感情上的联系还是不足，彼此存有成见，而大家的互信程度亦有待改善，这是大家都认同的方面。
至於第二个项目是涉及财政预算案的问题，因为时间比较短，故提出的意见就没有太多具体内容，故我只集中讲几个一般性的看法。第一点，是大家应如何看待目前政府面对庞大盈余这个问题。其中一点提出，即使有庞大财政盈余，由於香港税基仍然狭窄，加上香港面对不稳定的政制环境，因此财政盈余就不能被视为一个可以轻率对待的问题。由於我们的税基狭窄，因此不应该做任何事来进一步缩窄税基。不少委员亦提出反对减税，因为税率已经太低，当然亦有些委员说既然承诺了减薪俸税和利得税，政府可以照做，但基本上整个气氛认为香港的税率已经相当低，不适宜再减，以免影响政府的收入。
第二点，很多委员提出我们盈余虽多，但是多少盈余才是合理的呢？政府从来未给予明确的解释，他们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应该说清楚些，特别在贫富悬殊问题严重之际，合理的财政盈余应该定在哪里，而可同时应付贫富悬殊问题呢？有委员提到，我们财政盈余虽然多，但是投资策略有待改善，即政府的投资策略太保守，不像其他地方，把财政盈余通过好的投资策略把它加以扩大。他们建议政府考虑参考其他地方的做法设立投资公司，负责管理政府的投资，以增加回报，令政府未来的财政基础更为稳健。
今次特别多委员关注贫富悬殊问题。当然，有社工背景的委员关注贫富悬殊的问题很正常。连商界的委员也关注贫富悬殊问题，证明这个现象除了不合理之外，亦可能影响香港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当然，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大家没有统一意见，其中比较多委员关注老人的问题和就业问题。但是在提出贫富悬殊问题的同时，却没有委员建议政府大洒金钱处理这个问题。要处理这个问题，要考虑两点。第一，要从香港长远发展角度，进行各种各样有利於本港长远发展的投资，作为长期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基建投资、教育投资、改善环境、搞好医疗福利和搞好医疗融资等。
第二，即使要处理贫富悬殊问题，亦应该集中在制造就业机会，而不应只是派钱那么简单（除了特别有需要的人士）。所以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贫富悬殊问题虽被特别强调，但是在处理过程当中，不能够只从短期角度考虑，而应该从一个较为长远的角度考虑，特别是要考虑到对社会和经济的因素，以应付将来日益严重的人口老化，和香港经济竞争力如何提升的问题。处理财政预算案，特别是财政盈余的问题时，比较多委员集中认为在这时候，政府可做多些工作来作长远建设，特别是如果长远建设做得好，经济有所增长，一些目前我们所面对的所谓社会民生问题，长远来说会较容易处理。但是短期问题仍然需要正视，与此同时要小心谨慎，不可以随便乱派金钱。但同时亦不需要为那些有工做的人、有钱赚的公司，特别考虑去减他们的税，因为税率已经够低了。大致上是这个意思了。
完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７日（星期一）
香港时间２２时２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