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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今日（十月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杨森议员提出有关「反对开征商品及服务税」议案的致辞全文：（只有中文）
主席女士：
税制改革谘询开始至今，讨论的焦点一直是应否引入商品及服务税（以下简称GST），而税制改革的背后理念，社会并未有深入探讨。特区政府提出税制改革的目的，是希望透过建立一个公平的税制稳定税收，才可以创造有利条件，让政府处理多项长远问题，为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更多的支援，创建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
在刚过去的星期一，我与二十多名传媒机构朋友见面。当中有记者问我，既然立法会的动议辩论对行政机关没有约束力，我为何这样「在意」立法会今日提出反对GST的议案。我的答覆是：我关心这项议案，不单因为它一意反对这项正在社会中讨论得如火如荼的政策建议；更重要的是，我担心杨森议员及支持这项动议的议员及其政党或团体，会否因为错误掌握市民在税基问题上的最终诉求，以至错失了，甚至窒碍了为长远解决税基问题的理性讨论。
杨森议员的动议简短但决绝。短短十二字的动议不留余地反对GST。从政治角度来看，各政党若将GST简单地定性为新税项，会加重市民负担，要反之而后快，我不难理解。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不能事事只作政治的盘算，面对社会大众的长远利益，政府要有「迎难而上」的勇气。政府要求的只是一个机会，能够与大众一起理性地讨论GST是否解决税基狭窄的良方，有机会进一步解释GST的理念，推行细节及成效；有机会寻求市民最接受的方法，确保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正正是为何我们公布了一份长达84页的谘询文件，又订下为期九个月长的谘询期，好让政府、民众以及议会，共同商讨，达至共识。
不过，杨森议员所提的议案若不被修正而获通过，难免给人一个印象，就是视而不见，明明有难题摆在眼前，却避而不谈。
我感谢李国宝议员提出修正议案，鼓励公众继续就扩阔税基的方法进行讨论，亦给予社会一个机会，就改革税制的问题，寻求一个获大多数市民接受的方案。更重要的是，修正议案鼓励市民与政府继续对话和商讨，表达意见，求取共识，发挥真正议政精神。
自从政府公开谘询GST以来，政府在首三个月的谘询期内收到超过1,300份意见，并先后进行了26场研讨会及在各区进行了超过50场不同形式的地区层面讨论会，也参考过一些意见调查。我们初步总结出下列几个看法：
＊ 大部分市民认同香港税基狭窄，即是由少数人承担大部分税务责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多数人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但是，在如何解决税基狭窄的方法上，市民仍未有深入的讨论和共识。
＊ 纵使市民暂时未能接受GST，他们并不反对继续讨论税基狭窄的问题，更不认同因此而要搁置谘询。
＊ 市民对GST的保留，有源于对GST的一些不了解，例如担心破坏简单税制、行政费用高；又或担心GST会加重市民的负担；更有人担心GST会扩大贫富差距。亦有意见认为GST在一些民生基本的开支上，应予豁免，以减少基层市民的负担。
上述意见非常清楚和非常明确地显示，市民纵使对GST持有不少的疑问和保留，这并不表示他们要在这一刻终止有关税基狭窄和GST的讨论。这与杨森议员议案的目的和后果，大相迳庭。据我所知，自这个议案提出以来，已有多个商会和专业团体去信立法会主席，认同现今税基狭窄，应该继续研究讨论扩阔税基的有效方法。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余下的谘询期内，进一步向市民解释税基狭窄带来的问题，也有需要和市民讨论各种解决方法，以及GST是否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对策。
刚才各议员就动议发言时，对GST和税基狭窄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质疑，我必须在此澄清，使今日的讨论更见清晰。
香港的税基问题，简单来说是指由少数人，尤其是中产人士，承担大部分税务责任。而政府收入，又过份依赖三数项易随经济大幅波动的收入来源。有人认为，香港几十年来都以现行的简单而狭窄的税基，维持经济发展，因而无需要改变税基或税制。但是大家都理解，今日税收不能再偏重土地收入；社会经历过 1998年金融风暴、2001年美国911事件，以及2003年「沙士」的打击，这些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困难和艰辛，大家都记忆犹新。要维持社会持续发展需要和应付改善民生的诉求，我们要有稳定的收入，扩阔税基是合理而可行的方法。
亦有人指出在现今制度下，市民在租楼或买物业时，已付出高昂代价，而政府在过去一直取得大笔与土地有关收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税基已很广阔。我必须指出政府的土地收入，波幅其实非常大。在过去8年中，土地收入最低是54亿元，而最高是348亿元。再者，香港作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系，我相信市民对生活环境及居住密度的要求会不断提高，再加上土地是极为有限的资源，因此，我认为在97-98年卖地收入的高峰，不容易重现。而政府未来的卖地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我相信会减低。要维持政府财政稳健，达致经营及综合帐目收支平衡，我们必需有来自广阔来源而又稳定的经营收入，以维持政府的日常开支，提供与市民息息相关的服务。
有议员认为政府建议开征GST，是为征税而征税。就此，我试列举一些近年政党和团体冀望政府减免直接税项及开展改善民生措施的要求，并胪列了所涉及政府开支，以及政府为应付未来挑战而需在个别的政策范畴投放的资源，使大家清晰了解，聚焦讨论：
＊ 有人提出大家耳熟能详、听过多次的口号式「将薪俸税制减至2002-03年的水平」，如果减至2002-03年水平的话，每年政府税收会减少52亿元。
＊ 有人认为政府应多投放资源在教育上，这点我已听过多次。在特首上星期宣读的施政报告中，已提出拨款20亿元，资助幼儿教育，这是他谘询社会后作出的决定。亦有很多人提议小班教学，若实行的话，将教学人数降至25人一班计，每年额外经费约需24亿元。
＊ 内地改革开放非常快，现代化也相当成功，香港若要配合知识型经济带来的挑战和转型，将现时18%适龄大学学位名额增至35%，每年约需额外支出80亿元。
＊ 随着人口增长，人口老化及对医疗服务需求增加，初步估计医疗开支到了2023年，会增加500亿元，即达800多亿元。世界各地的医疗融资制度不外乎由税收支付、或全民保险制度、或私人保险、或选择性保险再加上安全网。在未来的医疗融资制度内，政府可投放什么程度的资源，这是需要公众讨论。
观乎各政党、各议员每年在我草拟财政预算案期间所提出的「诉求清单」，我可以说上述要求不单是耳熟能详，其实只是冰山一角，这张清单是很长的。若我们未能扩阔税基，不能稳定收入，就要求政府满足以上的种种诉求，就有若缘木求鱼，很难有结果。
有议员认为税基狭窄带来的冲击不在今天而在明日，将来才会发生，因而建议「明日愁来明日当」，即使要扩阔税基，也可留给下一代；反正要推行GST，几年便可完成。但我们就税基问题，反覆讨论了多年，如果今天将具体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束之高阁，而香港的人口老化，供养比率日益沉重，税基狭窄所衍生的问题，不会自动消失，只会越来越逼切。假若说「明日愁来明当」，要将积蓄消耗到危险水平才去想辨法，这是否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呢？
又有议员认为香港财政储备丰厚，不必杞人忧天。只要寄望将储备连同外汇基金的所谓「万亿」储备，进行「进取投资」，期望高风险搏取高回报的收益。我对这种建议，不敢苟同。虽然我和金管局不时检视我们储备中的投资组合，我深信市民亦同意储备投资应在风险与回报间取得适当平衡，而不应急功近利。我留意到最近亦有金融学者指出，寄望通过改变外汇基金投资回报的分帐比例，提供稳定政府收入，实属「天方夜谭」，我非常认同此看法。纸上谈兵和实践是不尽相同的。
将香港放在国际平台上，我们亦不能无视其他经济体系减低直接税的趋势，这趋势对我们的竞争力，形成一定的压力。在2000-2005年期间，欧盟各国把公司利得税税率调低约 10个百分点。香港则与世界趋势背道而驰，在同期提高了利得税税率1.5个百分点；而薪俸税方面，亦在2003/04年和2004/05年度，共调高了标准税率1个百分点。早前，大家曾就特区未来经济发展会否被边缘化有很热烈的讨论，但为什么一到了研究具体的解决问题方案时，却又不愿多谈，情愿尽快结束呢？
其实，现在经济蓬勃，通胀较温和，失业率更创五年新低，正是理想时间，对特区公共理财问题，大家作出深入探讨，寻求一个稳健的公共财政制度。反观，在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的时候，不适宜讨论，更不是开征GST的时候。
我刚才提及市民对GST的一些担忧，我想在这里作出一些回应。公开谘询以来，市民对GST的保留，部分是基于GST对几乎所有的商品、服务和日常开支（如搭巴士、睇医生）都要征税。有人又认为，在推行GST时，应对一些市民基本用品及服务进行豁免，并以累进方式对奢侈品加征较高税率。这些意见，在政府决定推行GST时，是可以讨论和研究。
正如我刚才所说，政府是本着公平、能者多付的原则去设计税制改革和GST这建议。因此我们建议尽量减少豁免，而用现金津贴的方法，保持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这个做法可以保持制度简单，减少行政成本，更重要是确保能者多付，及社会有限资源可集中用在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家庭。不过，若社会普遍认为GST能否被接纳，取决于基本消费商品及服务能否酌量豁免，我相信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研究和商讨的范围。例如，若从GST征税中豁免公共交通、公共医疗、政府及资助中小学校学费等项目，预计每年GST收入减少约14亿元。应否又或如何豁免，而又不损GST税基和成效，都是这次谘询可以商讨和研究的范畴。所以，我不同意有批评指此建议一是「照单全收」，一是「否决」。
我在谘询开始的时候，以及近日的初步总结上提过，我们希望与市民商讨的是三个一环扣一环的问题：（一）目前税基是否太窄；（二）税基狭窄应如何处理，GST是否最佳解决方法；（三）若市民愿意考虑GST，应如何推行，若不接受，又有什么其他解决良方。
我认为市民有必要，亦希望社会整体能够理性地商讨上述三个问题。如前所说，从谘询开始至今，市民大体上明白和接受税基狭窄是个需要研究及解决的问题。余下来的相关问题，在坊间有争论，有不同意见，本属无可厚非，但不应将GST说成洪水猛兽，因而故步自封，闭目塞听。
因此，政府对市民是否认同GST是解决税基问题的最佳方案，持开放态度，并乐意同时讨论其他可行方案。事实上，郑慕智先生领导的专责小组就曾考虑过不少扩阔税基的方案。在我们讨论，甚或反对GST的同时，我希望立法会不会吝啬与市民商讨其他方案的空间，体现开放和客观的议政精神。
在谘询期间，有不少政党在反对GST时高举旗帜要确立一个公平、公正、能者多付的税制，并希望藉此达致财富再分配的理想效果。他们希望税制能够让各弱势社群，可以分享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将贫富差距拉近。有议员及团体宁可增加利得税和薪俸税税率，又建议引入累进利得税税率，或开征资产增值税、股息税、电费税及环保税等新税项，以代替GST。
既然社会有上述的建议，政府会在谘询期内，继续讨论这些不同的方案。而这些方案与GST亦无须互相排斥。再者，将它们跟GST比较研究，集思广益，将有助寻求共识，改善长远公共理财。
税基狭窄并不是我们凭空想像出来的难题，多年来，多个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信贷评级机构，都不约而同指出香港税基过于狭窄，必须正视。我们不能无视这些专业分析。我今日亦没有听到有效理据指出这些分析不对。
同时，人口老化是未来二十年香港面对最严峻的问题之一，由此带来公共医疗及福利开支会呈几何级数增长。人口老化会带来一连串的经济及社会问题，当然不能单靠税制改革解决问题，我们必需要有一篮子的政策和措施配合回应，如人口政策，促进特区和内地进一步融合等。但是人口老化带来的开支增长和税基进一步萎缩，是任何一个关心香港长远利益的市民，都不能够避而不谈的。此外，面对全球化竞争，香港要走向知识型经济，政府需要长期持续增加对教育、培训的投资。香港未来不单要维持繁荣，还要提升竞争力、提升人口质素及提升生活质素才不会被边缘化。我们今天开始就要作准备。
主席女士，今日几个党派结盟逼使政府放弃GST的谘询。如果这个议案获得通过，表面上是个别政党和议员的胜利，但议员不能不深思，这个动议是否剥削了市民的机会，去讨论一个切身的税基问题，损失的正正是广大市民的长远利益。各位议员，市民期望你们不单止能够反映他们的意见，更希望你们能够帮助他们深入理解及分析问题。杨森议员的动议明显与这一点背道而驰。我仍希望议员会在深思后，支持李国宝议员的修订，让立法会议事堂，能够不避艰辛，继续就香港税基问题、香港长远发展和利益，广开言路，理性讨论，履行市民赋予各位议员的议政责任。
多谢主席女士。
完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９日（星期四）
香港时间２３时０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