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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行政长官曾荫权今日（九月二十九日）在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堂出席逸夫书院嘉宾讲座答问环节的谈话内容（只有中文）：
主持：刚才你说到英国首相贝理雅讲求弹性，但大家都知道，你其中一位很佩服的政治领袖邱吉尔，则以「死硬」、刚烈、顽强等见称，这与你所说的弹性是否有一点矛盾和冲突呢？
行政长官：我又要说一个故事了。正如你所说，大家都知道邱吉尔是一个顽强、誓死不屈的人，而且他有多样憎恶的东西，这当然包括希特拉，还有苏联。当他听到希特拉已经入侵苏联国境时，第二天他立即到BBC电台，鼓励全英国国民支持苏联，当时立即引起很多大反应，党内、党外和报章都攻击他，问他有没有弄错，为什么会反口呢？你们知道邱吉尔怎么回答吗？这是十分发人深省的，他说：「如果希特拉打入地府，我也会到下议院、国会，为阎罗王请救兵。」这证明他对信用有所坚持，但他亦认为务实政治有它弹性的一面。
学生：首先多谢曾特首有「guts」来到中文大学演讲，还认真地回答学生们的问题，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早晨」就回避过去。我问的是一个有关於销售税（GST）和时机的问题。如果你是想连任，销售税就并不是太适合现时推销；但如果你成功连任，GST就不需要现在就进行推销；但如果不幸地未能连任，GST亦未能去推行。蔡子强有一本书，评论你是最可以掌握时机管理的表表者。为什么你选择在这个时机去推销GST呢？是因为你太有信心你可以连任？还是你想在经济衰退前速速推行GST？你可否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认为现时并不是推销GST的坏时机呢？
学生：我想问曾特首你说你认为香港应该推行务实政治，而你亦认为特首这份工是踏实的而不会有个人主义的，我想问一问曾特首，香港市民对这样务实的领导，可能会觉得曾特首对香港的贡献并不是那么大，或会对特首有些不满，你应该如何去面对呢？
行政长官：多谢同学的提问。关於GST的问题，在处理实务时，你不能够拣择所有的时机，想在政治上你认为是最适合的才去做。刚才同学提问时，有一个假设，就是认为我一定会连任或是再选举。其实，往往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如果把自己的虚荣心、目标放在前，所得到的效果未必是那么好的。但我看到一个现实，我们经过金融风暴，消失了一千九百亿元的储备后，现时，我们勉强可以平衡预算案。我们自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下一次同类事情发生，或是不幸地香港有禽流感时，我们需要动用很大笔的资金，是否可以一次「清袋」呢？「清袋」后我们如何是好呢？我们没有了储备如何是好呢？是否借债渡日呢？我们要回想一下，我们研究税基窄阔的问题，已经研究了六年，在二○○○年时，当时的财政司司长觉得经过金融风暴后，是需要研究这件事，在研究了六年后，经过了委员会、独立小组的商讨，并研究各种方案后，觉得销售税是有吸引力的，应该要做的。我们亦说服了行政会议，这是唯一的方法。我总觉得现时香港市民的心情比较好了点，经济环境亦好了点，我们是有条件客观地讨论这些争论性大的问题。我们的同事很清楚知道，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不会受到欢迎的，一定会给人唾骂的，但作为政府有这个责任感，我知道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的话，即使有共识，推行的时间也要有三数年的时间。我们面临这样的挑战，香港人口老化，在纳税人等於我们工作人口小半的情况下，再继续恶化，我们是否要老人家「临老不能过世」呢？怎样才可以应付到扩大了的医疗开支呢？怎样才可以应付要求日多的服务上的改善呢？社会福利方面的要求呢？特别是民粹主义一直会跟时代的开放和我们民主制度更开放而增加时，我觉得政府是不应该回避，不应该为了有竞选、选举而放此在一旁；不要因为自己个人或是自己在政府里的知名度或是支持率会下降而不去做这件事。这是我所想的，多谢你提出这个问题。
关於务实政治不是出色的英雄人物，会不会对社会没有贡献呢？我觉得这方面你不用担心，有一件事是我十分相信的，就是相信香港市民，他们会作出很明智的决定。英雄人物并不是在当代发生的，往往是在事后，历史会给你一个很好的评论。我并不是想做任何的英雄，亦不想做任何的歌功颂德的事，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做我自己所做的事，体谅市民的苦况、看到市民的要求，做我应该做的事。
学生：曾先生你刚才说到「言出必行」，是一个务实领袖应有的态度，我是非常赞成的。我记得曾先生去年说过不能接受工资水平低於综援水平，现时民间有声音提出为最低工资立法，让工友可以维持一个起码的综援水平的生活，曾先生你会不会考虑为最低工资立法呢？上次张建宗先生向职工盟说过，政府会考虑「社会约章」，我想问，如果由「老板」自愿推行的话，而那些「老板」不自愿，政府如何打算呢？基层市民方面，政府会不会有其他方法去帮助他们面对低薪的问题呢？我希望曾特首会在你的任期内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曾经说过你要「言出必行」，希望你能够实践你的诺言。多谢。
学生：曾先生你好，刚才听你说过当权者作为领袖有两件事需要做到的，第一是不可以趋於时势；第二是不可以思想僵化，要多与群众沟通。我想听一听你的意见，你作为一个领导者可以如何与时俱进，甚至可以做到你所说的提供愿景，不要缅怀过去，甚至乎可以做到政治家应有的预知能力，希望你可以回答到我的问题。
学生：曾特首，你好。刚才你说到作为一个务实的领导，面对一些教条，适时应该要放下，但似乎曾特首说的这些教条可能对很多同学，或是对市民来说是一些基本的社会公义，例如我们要求的最低工资或是最高工时等事项。当特首刚才强调要「福为民开」，我相信这些都是施政理念，但似乎在你谈这些是要坚持的议题时，为什么一些我们觉得是基本的社会公义，你却觉得可以随时因应现实情况而让步，或是慢慢地争取呢？你亦谈到要重视细节，政府现时推行的最低工资也只是以一种约章的方法，我们早前看到政府推行过很多不同的约章，基本上成效都不是很大，既然你那么重视细节，究竟实际上这个约章可以如何去执行，以及在没有适当的监察下，是否只是提出这个约章，工作便完成了。我想问一问，这是一个怎样的务实领导呢？
主持：大学生们似乎最关心的都是一些社会公义的问题。
行政长官：应该的，正如我刚才所说，一定要有理想、有梦想的，社会公义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我自已也不时围绕这些问题思考。在社会公义上，我们要寻求多方面：第一，要讲出主旨，社会公义为什么对我们的社会是重要的，亦把这种公义引证到你自己所说的，譬如是最低工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都会觉得公义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有些觉得如果你追求最低工资，就是反公义，原因是会剥削了一些人的工作机会；有些就觉得这是必须要的，但我经过这
多年，我讲出我的心意，希望大家都会明白，当我们的劳动市场已经被一件事扭曲了，就是综援，之后我们要面对的事实就是我们不能把工资水平低於综援的水平之下，这是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劳顾会能够寻求一个好的解决方法，现时他们正在找寻一个共识。刚才你所说的是技术层面，就是我们用甚
方法，究竟是约章，或是立法？我相信亦希望这件事会解决。我希望在我任内这件事可以向前推进，但我清楚知道不能够妄顾一边人的意见，一定要听多些人的意见，寻求共识才做。多谢你给我意见，我一定会为这件事担忧，想出解决的方法。
刚才另一个同学问到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说「与时俱进」，作为从政者，正如我一样，的确是十分艰难的。自己用的时间不多，外出的时间很少，如今早来这里前，我在上午八时四十分开了一个会，另外在九时三十分开第二个会，十一时开第三个会，在开完第三个会后，中午十二时前要赶到这里来，所以真正走出街上见群众的机会很少，但我很珍惜这些机会，我会继续这样做。今次我与你们见面，见到一群年青人，听你们表达的意见，我很多谢你表达了对最低工资、社会公义的热情。另一方面，我自己如果有时间，在放假时、工余时，亦会跑出去，找一些个别界别人士，或是个人或是一组人，与我倾谈。而且我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读报，我早上在早餐前会看四份报章，早餐后看另外四份报章；跟在八时四十分我的同事会告诉我其他报章的总结是什么，而我亦会把这些问题与我的主要官员分享，看一看民情在哪一方面。我相信、亦希望我们的领导班子里，不同年纪、不同背景，加上这些实际报道，以及我们与民众接触的机会，综合来说，我希望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对於市民所求的，我们会在最快时间回应，不论是电台晨早节目，或是报章，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政府是会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我希望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但永远都不会有全美，作为政府，我有一个责任，我会认同这件事。
对於最低工资立法的问题，我很明白社会特别是劳工界对这方面的诉求，我对这方面亦相当同情，但我们要找寻一种方法，能够得到共识、得到立法会的支持，这是更加重要。
学生：曾荫权先生，你好。我是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我想这个问题是许多大陆学生所关心的。我从大陆来到香港以后，深深感觉到大陆与香港两种不同制度的冲突。我的问题是有关於香港对国家的认同感，因为来到香港以后，我听到比较多就是香港学生会说：「你们中国人怎么样……，我们香港人怎么样……」我觉得国家认同感在香港是非常淡薄的，我想问曾荫权先生，你怎样看待香港这么淡薄的国家认同感，还有香港政府在那些方面采取措施，加强国家认同感？或者是国家认同感仅仅是一个官方文件上的东西？谢谢。
学生：特首，你好。很高兴听到你喜欢阅读报章，因为这与我的问题有关。前天，陈方安生出席一个午餐会，她发表了一番言论，她认为强势的政府并不特别可取。你对这种言论有什么意见呢？以及你是否认为你在领导这个政府时是过分的强势呢？
主持人：是「强政励治」，还是「良政励治」？
学生：曾特首，你好。我姓王，是政治及行政学系三年级学生。你刚才说到一位从政者，应该有一种信念，或是价值观；你刚才亦提过公义、自由等，在你的心目中，你觉得那一种信念或是价值观是最重要的呢？另外，刚才有一位同学亦提问过，你说过作为从政者或是领导者，应该为一个地方提供未来的愿景，同时亦要指出现实问题所在，你作为我们香港的领导人，你对於香港的未来愿景有何想法？以及如何去达到，或者是现时正面临什么困难，令你不能够达到远景呢？
行政长官：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每一个都可以讲半小时。对於香港人面对一个国家的事实，心情也不同了。一九九七年以后，特区政府作出了很多努力，在教育方面、在社会工作方面，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些事实，就是这种事情是不能够压迫的，香港人是有自由的，他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对共产党，有不同的感受，是需要一段时间。特区政府做的工作分为几方面，第一就是教育方面，推广方面我们也会做，而我自己每一年到内地很多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带香港的商人到内地找寻商机。但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很清楚知道，是我要把香港的事情介绍给内地的同胞，还有最重要的是把内地发达的情况介绍给香港人，希望不同阶层的香港人，知道国家发生什么事情，国家强大起来，国家现在已经站起来，不仅是一个军事大国、政治大国，还是一个经济大国，一个比较开明的国家，有英明的领导。我很相信这种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在坐的是中国人，不单是香港人。我不知这位同学的老家是什么地方，但是我很清楚，我们的老家是香港，我们的民族是中华民族，我们是中国人，这是很清楚的事实。我感觉到一般香港人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对於政府「强政励治」这个问题，「强政励治」背后有几项假设：政策一定要是良性的，这是政治的第一课，如果政治本身不是良性的、政策不是良性的话，就不能够推广；另外，还需要有共识，如果你看一看我解释「强政励治」时，我说得清清楚楚，背后的理念，就是有共识、有分析、有理据、有民情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普罗大众会接受这个「强政励治」的理念作为政府的施政方针。其实，任何的政策能够达到公众支持、社会共识、立法可取时，我不理会它是「姓强」、「姓良」都是一样应该接受的。
如果一个政府没有公义的话，根本就不可以存在，如果没有理想的话，就不会得到民众的长久的支持。在我来说，我与我的同事每一天都要围绕这个主要的价值观办事，要尊重香港人的自由、公义，平等、法治的精神。我每一天的工作，都是围绕
这几项大目的而办事，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香港发展的愿景我是很清楚的，我们作为一个进步的城市，七百万的人口，我们的基建，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是东亚区的一个服务中心、金融中心，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强项。现时亦能够配合国家现在发展的情况，以及全球化，趋向高增值的情况下，香港是有一个很有利的地位。这是我个人、我们香港所追寻的愿景，亦是我为什么利用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机会，希望把这个意思传达出去，让香港人深入研究我们香港长远的路向。
校长、Edgar（郑维健博士）、Ivan（蔡子强）、各位同学，多谢你们给我一个机会与你们见面，与你们对话。希望我下一次到来，你们同样可以与我一起对话，外面可能亦有一些示威，但好像今日他们那样，一样尊重我，让我进入这里与各位对话。多谢各位。
完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９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１９时５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