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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行政长官曾荫权今日（九月二十九日），在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堂出席逸夫书院嘉宾讲座，以「务实领导」为题发表演说的发言全文：
郑维健博士、刘遵义校长、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很高兴今日能够在中文大学逸夫书院周会与大家分享我的工作经验。
我今日迟了入会场，因为在门口见到其他同学，他们很热情、给予我更大信心。之前，我的同事问我是否知道这多年来没有港督或特首有胆量到中文大学演讲。而最受欢迎的彭定康港督到来颁发大学学位时，他的座驾亦被围堵。我当时亦有些犹疑，不知会发生甚
事。我今日到此并没有失望，果然有同学在外扰嚷，但却令我感到一个事实，就是我今日讲的是「务实政治」，作为一个从事政务的人，当然要讲责任，但年青学生一定要讲理想、梦想，不能讲太多实际。如果你们每一个人均接受现实、满意现实、安於现实，社会动力在那里？所以每一个年青人都要发表他们的意见、追求他们理想。对当权者来说，一定是一个大的警惕，亦是一个好的反思的机会。从这方面来说，我很感谢今日同学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他们提到的最低工资、标准工时，亦是我想解决的问题。我要把热诚反映在我的工作上。我感谢他们给我机会与他们会面。我希望他们继续他们的热诚，在毕业后把热诚变为理念，付诸实行。或者，慢慢地，他们会知道实行时未必是那
容易的。
我特别喜欢与年青人见面，每一次见到青年人时，均尽量给予多些时间，与他们会面，原因是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香港的将来，特别是你们各位。将来你们可以是医生，可以是艺术家，可以是学者、教授或从商。你们是年青人，有无限的可能性，即使你今天在我的志愿一栏填上「歌星」，也不会有人取笑你「发明星梦」，因为你们年青，这就是青春的本钱。但我与大家不同。如我在职业一栏填上「政治家」，我试过一次，到现在仍给人取笑，但如果我说我想当歌星，肯定较我谈积极不干预政策来得更震撼。不过，如果想做「歌唱家」，唱片收录我吹口哨表演，说不定可能会很畅销。
上月在「香港家书」我以欧盟之父尚·莫内促进欧洲统一的故事，讨论务实政治对解决纷争的重要性，有人以为我暗示香港普选要好像欧洲统一那样等五十年，其实我想传达一个简单的信息，就是香港要走向务实政治才有出路、有前途。只可惜「务实」往往是被人低估的政治风格，因为当中有人普遍误解了「务实政治」的真缔及有很多疑问。总括来说，有四方面：
＊ 第一是群众对政治的兴趣，是喜欢个人主义和英雄崇拜，务实领导没有市场。
＊ 第二是务实领导是否等如以利润挂帅的商业管理？从政与从商有何分别？
＊ 第三是「做Show」政客行为是否有违务实精神，务实领导如何处理政治沟通？
＊ 第四是务实领导如何在坚持信念与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挂帅之间作取舍。
我会围绕这几个问题，与同学作分享。
英雄崇拜
环顾中外历史，我们都可以见到推动历史发展的有很多都是政治人，如我经常提到及拜读的，运筹帷幄的邱吉尔、纵横驰聘的拿破伦、艾森豪、麦克阿瑟将军，每一个都是英雄人物。在中国历史中，政治英雄更显得重要，历史变迁好像全是由英雄人物所创造，如秦始皇、刘邦、项羽、曹操、刘备，比比皆是。造就了大家崇拜政治领袖，歌颂英雄人物。而政治领袖也面临很大的诱惑，总是希望满足群众，做一个改变时势的英雄人物。
近十年我们社会又多了另一类领袖崇拜，英雄崇拜的偶像，现时变为商界明星CEO，跨国公司管理层的传奇人物，传媒将公司的成功往往归功个人领袖的才能，他们好像魔法师一样，一个意念可将公司转亏为盈，一个收购将公司劣势扭转，一言一行都成为传媒焦点。
由历史英雄到商界传奇的热潮，我们看到愈来愈多普罗大众希望他们的领袖能够变成心目中的偶像，但现实上成功的领导却往往不是天才横溢的英雄。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是个受传媒吹捧的英雄人物，他曾经这样说：「成功没有什么秘方。成功是从失败中学习，刻苦工作及做好准备。」这几句老生常谈，出自沙漠风暴的军事领袖之口，确实有点反高潮，但亦说出了当领导工作的乏味与平淡，不是大家心目中追求那种激动人心的浪漫感觉。这些感觉相信只能从电影中的英雄主角如占士邦中看到。
对我而言，领导工作从来不是个人表演，他是负责带领方向，解决问题，物色人才及激励下属，最终是以执行能力赢得大家的尊重。所以当行政长官是一份颇为平淡和应该踏实做工夫的职位，若以追求个人英雄成功感作目标，将个人虚荣放在工作成效之前，最终可能会一事无成。英雄地位只是后人撰写历史时所赋予的评价，当你身处其中时，不应以此作目标。
商界精英 = 政治务实？
既然领导要得到认同、是讲求执行能力，很自然会令人想到商界这个最现实的地方。因为他们每天都是与「数字」打交道，实事求是，公司是「赚」是「蚀」，看财务报表一目了然，无法胡混过关。这么说来，商界精英是否就顺理成章可成为政治上的务实领导？无疑，商业管理是有它务实的一面，但从政与从商在领导层面是有实质的分别。
我认为商界精英与任何人一样，是可以成为出色政治领袖，但前提是他们要认识政治运作的逻辑与商业运作不同。一般而言，商界工作是重视结果，决策过程并不太重要，总之CEO在每年中期报告或年终业绩公布时交出漂亮成绩表，令公司股价上升便算「交到功课」，至於这位CEO是否「一言堂」或是喜欢集思广益，公众人仕一概不知，董事会亦不太关心。总之CEO就是要「交数」。但从政便不一样，不单要言出必行，承诺要做到，决策过程更不可忽略，要在高度透明的工作环境下不断说服市民、民意代表及传媒，对政治领导而言，「过程」与「结果」是同样重要，没有一个好的过程，永远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商业决定有清晰的标准去衡量成败，就是公司财务报表上的「赚」与「蚀」，而判断政治决定的标准永远是很模糊，往往取决於「过程」、「透明度」和公众认知度。若忽视「过程」等元素，社会对政府决策无法形成共识，很多政策因此无法推行，所以决策即使有效率（efficiency），也不会有效用（It is not effective）。
政治沟通与务实政治相违背？
处理政治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颇抽象的活动，无一特别方程式处理甚是对或错。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城市，资讯自由，言论百花齐放，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一般是静静的，不会告诉你他们的想法，社会利益多元而且分化，决策要形成共识是要费不少功夫。所以从政者必定要走出去，做好政治沟通工作，多了解市民、长者、学生的想法及将自己的观点向外传达。
究竟政治沟通是否等如「做show」？务实领导是否应拒绝这些政客行为呢？
在此我想到美国一位很受人尊崇的前总统林肯，他以坚持原则见称。这样一个讲求信念的人，你们或许以为他会是一个不苟言笑、不重视与民众沟通方法的人，但如果你真的这样想，你便大错特错，他其实是一个十分诙谐幽默的人。
林肯曾经被人问及，为什么总爱在他的说话中加入大量笑话，经常说故事，你猜他如何回答？
他说自己常常被人责难为何这样爱说故事，认为这样会令总统的尊严受损，用学生的语言是「搞cheap哂」。但他发现运用活泼生动的例子，较那些批评者想出来的其他种种方法，更能打动人心，所以他一直没有理睬那些批评，继续讲故事。
大家又是否知道，林肯身高六四寸，是历任四十三位美国总统之中最高大威猛的。不过，他在公众场合仍然刻意戴上一顶高筒形大帽。他连人带帽足足有七
高，无论去到那里均成为全场焦点。所以，即使林肯爱「做show」，但我相信没有人会认为林肯不是一个真诚的人、不是一个有所坚持的人。
怎样才算有「诚意」？我认为当权者先要撇除所有的傲慢态度，走入群众去了解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的想法。公共政策根本不只是一堆图表数字及冷冰冰的科学论证，同时也包括社会信念、价值观。政治沟通往往将社会信念、价值观及科学论证与冷冰冰的数字结合起来，负责政务的人要事先知道市民恐惧或支持所在，将政策作适时调校，才可以减少推行时的阻碍。
但从政不止於沟通
从政者不能单凭「做show」而成大事，即使是沟通最高高手，也要拿出诚意，但「诚意」从何而来呢？路边的推销员也是一脸诚意，我们又如何分辨真货假货呢?这必须回到从政者本身，我相信有志於政治工作的人，都应该是有信念，有改变社会的理想，对公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一定要有所执的人，如能够包揽这些价值观，用心去做，我相信热情与诚意也是由此而生，不可做作的。
从政者要拥抱信念、有热情、有责任感去追求理想实现，但矛盾的是：如追求信念，往往会陷入意识形态缚束之中。一个没有价值信念的人，只会沦为追逐私利毫无原则的政客，但若过份沉溺於自己的道德及政治信仰，则容易变成僵化、思想封闭而被时代所淘汰，我认为这也是对务实领导最大的挑战，每天均要反醒是否太僵化、太执迷不晤，抓紧是不容易的，靠的是经验及自己的诚意。
无可否认，从政者要为人民提供一个愿景，一个属於未来的憧憬，指出社会的方向，但同样有责任反映出真实的世界，讲出愿景如何可以落实，而非只沉迷於世界理应如何。
科学家牛顿说得对「站在巨人肩膊上看得更远」，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给意识形态这巨人站在自己肩膊上，会被压得喘不过气，什么都看不见。
「意识形态」对从政者、政府及人民的确有它引人入胜之处。有人迷信它是一道「有病医病，无病身」的灵符，以为只要跟
教条做，社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并且万试万灵。亦有人以为只要高举意识形态的旗帜，群众自然跟随，一呼百应。他们看不到的是当意识形态取代理性务实分析，就会成为政治领导的最大的敌人。
意识形态为政治人物所信服，当然必定有它们成功的地方，这里我学林肯说说另一个故事──贝理雅的故事。
今时今日，贝理雅首相确是陷於政治困境，但这也不能否定他是英国战后在任时间最长的工党首相。各位同学，大家是否知道贝理雅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呢？
英国工党党纲第四条有关「国有化」，是针对资本主义初期剥削等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法。但到了九零年代全球经济出现了根本改变，九五年贝理雅推动废除工党党纲第四条，令工党摆脱旧有教条，兑变成新工党，提出第三条道路，结果取得空前成功，他本人历任三届首相，带领工党实现战后最长的执政时期。政治领导的职责是放眼未来，而不是缅怀过去，所以必需摆脱意识形态教条，以务实、理性的态度去作决策，紧随时代的步伐。贝理雅过去成功，就是因为有勇气破除工党国有化意识形态的教条，用务实精神开拓新工党之路。
从政者摆脱教条束缚取得成功，历史上另一个最经典的例子是我们熟悉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提出中国四个现代化方向，以实践去检验真理，解除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令中国走上了举世触目的改革时代，这证明了务实理性的大力量。
又例如最近备受谈论，由夏鼎基先生提出的经济政策理念。当年夏鼎基先生提出这理念，是要求政府用「积极」的态度去作决策，以科学态度论证政府政策的短期利益及长期代价，权衡利益之后才作出是否干预的决定，政府不能靠口号意识形态作决定，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决策方式，目的是打破「自由放任」教条，为七八十年代政府在香港社会发展的角色重新定位。这是夏鼎基先生务实精神，他们谈到的经济理论，由他之前的郭伯纬至现时，30多年都没有改变，我亦深信此理论。但问题是夏鼎基先生用「积极不干预」这五个字，本身有点矛盾，我们要求口号是要「观其文，知其义」，而「积极不干预」达不到此目标，中英文也不行，所以历届财政司司长也没有用此字眼，但理念是没有改变的，历届政府也有跟从一个小政府，在市场干预时有充分论证。
说到底，还是要有执行能力
做实事求是的领导，关键是要有执行能力，从政者可以调与市民沟通，但单靠沟通容易变成「靠把口
食」，变成「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大原则人人都懂得说，但在执行时，要懂得处理政策由大原则到具体细节之间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成功的政治领袖一定要驾驭具体细节。有时政府政策之所以不能在「出台」时做好，错漏百出，就是因为空有政策目标原则，但忽视了各项政策细节执行时的问题，所以后果不是太满意。因此空有好意念而没有执行细节，日积月累会失去人民的信任。我们做生意或「打麻雀」可以九败一胜，最后一铺以「清一色」取胜，但政治没有这回事，即使是九胜一败，那一败也足以致命，赔上所有的政治代价。所以若有新政策出台，必定要反覆在细节上推敲，做好规划，不断修正调整，对准目标才能实现，领导必须跟从事情的发展，不能在思想、管理上懒惰，领导才能才可显露出来。
总结
假如你拥有良好价值信念，有追求理想热诚与责任心，有理性的判断力，有沟通的诚意，这表示你有当务实领袖基本的条件，但这只是一半，另一半是不受意识形态缚束，专注执行，能忍受乏味平淡，毫不刺激的工作，这样才会成功。青年学生拥有的条件多是前一半，欠缺的可能是后一半。
我去年参加补选，在提名表格工作一栏填上「政治家」，给大家取笑，指我不自量力，但各位其实有所不知，「政客」比「政治家」更难做。为什么呢？
因为政治家要预知明天、下星期、下月、甚至下一年将会发生的事，这原本已经很难，而政客更加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单要有这种预知力，而更重要的是，当事后发现之前预言的事最终没有发生时，他还要能够解释得头头是道，这才是真正的政客！
今日所谈的，都是我认为一个务实领导的应有条件，也是我的自我期许，至於那些我做得到，那些做不到，为何没有做到，既然我不是政客，也无需解释，还是留给将来大家作评价吧！
多谢大家。
完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９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１８时１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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