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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教授今日（七月六日）出席策略发展委员会社会发展及生活质素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后，与传媒的谈话内容：
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今日社会发展及生活质素委员会第二次进行人口政策的讨论，上次已讨论了一次是关於鼓励生育和如何提升人口素质。今次主要是集中讨论三个课题，一个是人口老化所衍生出来的问题，第二是各种各样社会福利的资格，领受资格界定的问题，即是那些人可以领取。第三个问题是跨界领受福利的问题，即可携带福利的问题。
为何提出这些问题，一个当然是人口老化的问题，一个考虑到越来越多香港人不在香港定居，或者打算离开香港到外地定居，但他可能要在香港领取福利，或希望将香港所得到的福利带到其他地方，就引发出这些问题。
首先是人口老化的问题，全部人都同意香港人口老化是未来我们所要面对重大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在二○三三年，有四分之一的香港人是六十五岁或以上。但大家也知道我们的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一个即时要面对的问题。现阶段来说，相对其他发达国家，香港的人口结构暂时相对不算太老，但当然也不是年轻。因此我们大概有七至九年的空间去筹划我们人口老化的策略。但如果这七至九年我们不好好做一些工作，可能人口老化的问题日趋於严重时，我们可能出现一个应对困难的状况。
大家提出一点是，将来我们马上面对那种人口老化的问题是比较难处理的。之后的人口老化问题可能较为容易处理，原因是我们未来十至二十年里所面对的老年人口，他们的教育水平和知识技术水平是偏低的。过了这段时期，随着我们年青一代的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比较年老的人的教育水平较为高，知识水平亦比较高。他们所面对的老人问题和我们即将要面对的人口老化问题性质是不同的。所以现在我们只集中处理那种比较短期我们要面对的人口老化问题，即是说九年后我们要面对的那种人口老化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人口老化会带来什么影响，可能令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劳动人口可能会减少，更多的资源可能会用於照顾老人方面，而不是用来发展经济。
人口老化又可能涉及整个社会的新的知识累积，不足以应付经济发展的需求。人口老化可能产生大量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的问题，这些也会对社会造成负荷。年老人还要有很多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要照顾，特别那些独居长者所面对的问题更大，如何令他们在年纪大之后，还有一个有意义的社区生活，这是要面对的课题。这些课题大家其实是心知肚明，亦都同意要扭转人口老化的趋势，是近乎不可能的。要单凭要从本地人口改变的角度来看，譬如要靠鼓励生育，经过这么多次的讨论后，经乎所有人都认定，是没有效果的。通过鼓励生育来扭转或者纾缓人口老化的趋势是几乎没有可能的，没有可能令香港年青人会增加生育来弥补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影响。因此经过这么多次的讨论，大家一致认定要纾缓人口老化的情况，只能通过引入外地的人，包括引入外地的人才。我们现在不单需要人才这么简单，我们还需要年轻人。所以有些委员提议是否可以尽量让港人在内地所生的子女尽早到香港，令他们接受香港的教育，在香港成长，因此对香港有归属感，更加能为香港服务。
今次的讨论令我感到最有趣的，不是大家担忧人口老化所带来各种各样的负担，包括老人退休财政开支的问题，或老人退休后老人社会生活的问题；反而很多人觉得要从一个积极乐观进取的态度来对待人口老化的问题。核心的想法是要将老人看成社会的资源，而不要看为社会的负担。这个看法有多少近似现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特别是北欧国家对待人口老化的态度，尤其是资讯科技发达和知识增长的今天，年纪老不等如他一定不能够发挥作用，因为我们不是依靠这些人去进行体力劳动，老人家可能累积更多知识和智慧，在现代科技配合下，仍然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因此从人口政策策略角度来看，如何好好利用老年人的资源来推动香港经济的增长，强化我们的生产力，和令老人家可以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令老年生活有意义。
当然许多委员提出不同的建议，有些提出要延长退休年龄，要由政府带头，但反对立法强制私人机构跟从。有些人认为延长退休年龄可能会过份死板，应该引入一种所谓弹性退休计划，有些人可以早些退休，有些人可以迟些退休；又可能引入一些弹性工作安排，有些人可以做兼职，不一定要做全职，或者有选择性地在某些时间工作，其他时间则不做。
当然有些委员反对延长退休年龄，这是属於少数。即使政府要引入，他们都认为是不适当，因为这会阻止年青人上位，窒碍他们的晋升机会。唯一可以考虑的是仍然保留退休年龄，但退休的人仍然可以用某种方式继续工作，但就不在正规的职级架构里，这就不会阻碍别人上位及得到发展机会。但背后实际上都说政府及社会要采取一种所谓积极措施去令老人继续可以有建设性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无论在工作岗位上，或在社会上。但要配合这些情况是要引入一些终身学习的机制、再培训、及各种各样可以令到年纪较大的人都可以继续为社会服务或进行有薪酬的工作。这些是需要这个政府及社会各方面作出配合。即是说，面对人口老化的问题，大多数委员似乎都赞成用一个乐观态度，以正面的视野来看老人的问题，是要看成是一个资源，而不是看成是一个负担。要循这个方向去发展一套应对人口老化的策略。
另外，有两条题目是较少人讨论，一个是所谓领取福利的资格界定的问题。为何会提这个问题，因为越来越多人将来会并非在香港定居，或者打算离开香港去其他地方定居。因此可能长时期并不在香港工作、居住或交税。但现时的安排是他们仍然可以在香港享用各种各样的福利及服务。而且是交比较廉价的费用。这样的情况，我们应怎样处理呢？先参考外国的情况，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情况，似乎西方国家对这类不是在自己国家长期居住的人而又希望享用那个国家所提供的服务及福利的时候，基本上是有限制的。即是说令到长期在其他地方居住的人所领取福利是有差别。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究竟香港对那些长期离开香港、不在香港定居，而又回港领取福利服务的人是否应该施加限制呢？我的印象是大部份委员同意应该是施加限制的，认为从一个公平的原则角度来看，应该是这样的。但亦有委员提出其他观点，我们没有数据显示这个情况是否很普遍。例如有在加拿大回来的人，离开了香港十多二十年，突然回港到公立医院施手术，这些人多不多呢？所以这个情况认为还未做好研究前是不适宜施加限制的，即是话应该先弄清楚事实。因为始终香港永久性居民离开了香港很久，但仍有这一个期望，即是这么多年后返来仍然可以享用服务及福利是正常的。如果人数不是太多的话，是否适宜有大动作呢。另一种少数意见认为是不应该作任何限制，即使他们离开了香港很久，这些人依旧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我们是有责任提供这些福利和服务给他们。甚至有人提出说，如果我们限制这些离开香港很久、不在香港定居的人领取福利和服务，会不会违反基本法呢？当然这一点现在是很难说得清楚，只不过是有人提出这个观点。至於可携带福利的问题，就考虑到不少人是希望不在香港居住，可能在珠三角、在内地，但同时希望继续享用或领取香港的福利，令到他可以拿着那些福利领综援金，可以在内地有更好的生活。反而携带福利在香港居住，他的生活水平反而得不到提升的机会，譬如说你拿着数千元回内地居住的话，生活的水平是会高过你拿着数千元在香港居住。我的看法是，几乎所有委员都认同应该维持甚至某程序上扩大可携带福利的范围，便利那些有兴趣或有意向离开香港往外地居住的香港人可以通过这个安排去提升他的生活质素。但是，似乎这个看法是这些人其实是只应限於回到内地定居的人；如果去其他地方移民便不应该得到可携带福利的优惠。在这个方面，似乎意见是比较统一。
亦有人提过因为人口老化，可能会越来越多了人要依靠政府所提供的医疗、福利及各种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以目前我们的税基狭窄、及税收的不稳定、而税率又偏低，是否可以应付到人口老化的需要呢？有人指出，我们所提供的福利是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平。但我们的税制、特别是税率较第一世界低很多，而且税基窄很多。几乎所有第一世界的国家是依靠间接税，特别是销售税，作为税收的主要来源。而香港的税制并不是广阔的税收基础，以及其税收不稳定，而且税率偏低。将来是否可以支撑一个人口老化的社会、以及维持一个高质素的福利体制。这个问题现在来说是值得社会探讨的问题，并不是马上要有什么结论，只不过是有一个结构性的矛盾。低税制及高质素福利的架构是否可以并存的问题？当然有些人提这些问题的时候，亦都提到将来处理人口老化的问题时，单靠政府的能力是不足的，一定要引入与私人机构、引入资源机构的合作；同时要致力於强化家庭的职能，特别是家庭里的伦理关系，尤其是子女供养父母的责任。这方面的责任感是否需要提升的问题，变成了将来要处理的人口老化的问题是涉及到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加强合作，将大家的资源集结在一起，和各自承担不同的责任，才有机会有效应对我们人口老化产生各种各样的挑战。
完
２００６年７月６日（星期四）
香港时间２１时０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