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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局长，你刚才提到「羊毛出自羊身上」，是否因为见到现在有些人或者政党有一些减税、纾贫的措施，其实他们是否没有想过政府，他们忽视了财政负担，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政制事务局局长：作为政党及议员，很自然地要反映公众的要求。不同社群所提出的意见，他们在地区和不同的团体收集到的意见，他们自然会在立法会和透过其他的渠道向政府反映。这是议会和政府之间互相监察、互相制衡、互相配合自然会发生的现象。但是，议员要代表市民申诉，政府要审慎理财，负责任地管理公共事务。我觉得这个过程，在香港我们都几纯熟，我们也要继续小心地处理这些问题。
记者：刚才有委员反映，《基本法》写明有低税制和量入为出，为何政府还会忧虑普选之后会步向福利主义呢？既然有这个原则，为何还要讨论这个问题？
政制事务局局长：这个忧虑并非我们特别要政府方面来提出，而是我们反映过去一年多做政制检讨时所收集到的意见。例如今天田北俊议员代表自由党再次重申，自由党在工商界和其他不同业界收集的意见，他们都认为会有这方面的忧虑，我们如果要实行普选时，也要慎防不要行西方那一种福利主义，不要接受那种诱惑，越来越派更多的免费午餐。
例如梁美芬教授说，她最近去过法国，见到法国方面工运的压力很大，不同的政党也要照顾不同的利益团体，这是为了保留选民的支持。但是在香港，普选的路我们是要行的、是要落实的，我们在行的过程中，要确保我们在整份《基本法》中各方面的要求、各方面的保障，我们都要守得到。
譬如谭惠珠委员，她在八十年代有参与《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至今继续是基本法委员会的委员。她特别提到我们在香港，我们并不是有一张白纸，而是《基本法》已经有这些规定。既然《基本法》已经有规定，我们作为特区政府的，在落实《基本法》的这些规定，探讨怎样去行普选的道路，我们有责任确保继续可以维持和守得到低税制的要求、审慎理财，和确保我们要有收支平衡。大家看到世界的情况瞬息万变，香港的环境也在转变，我们刚刚才渡过了七、八年经济比较低迷和财政比较困难的日子，也是刚刚才抵销了赤字。所以如果我们看将来要落实普选的时候，会否不同的议员、党派，甚至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他们也要面对公众的压力，要照顾不同社群的需要，这些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记者：（英文问题：香港实际上并非实行福利主义。你是否认为现时香港社会已有迹象显示如果将来实施普选，香港会转变成一个奉行福利主义的地方？）
政制事务局局长：（接刘兆佳教授）教授谈到这一点，我也来向大家汇报多一点。今天我们有介绍香港公共财政的状况，在大家见到的文件中我们也介绍过。譬如香港的薪俸税，目前约有十万人已经交了差不多百分之六十的薪俸税；利得税方面，首六百间公司也已经交了百分之六十的利得税。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的税基现时确实是非常窄的。在交税方面，税基这样的窄，不同的社群如果向参选的政党、议员和行政长官反映他们的诉求，施加他们的公众压力，这个现象我们不希望会失控，但是我们要讨论一下，看看在落实普选的过程中，我们怎样做得更好。
记者：策发会将会有个总结，我想了解在总结时是胪列委员的意见还是会整理出具体的方案，怎样可以在落实普选中兼顾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具体方案吗？
政制事务局局长：我们在上半年讨论了一些关於普选的原则和概念，也向策发会的委员介绍了我们在《基本法》里一些最重要的原则，例如要有均衡参与，要发展政制时有利於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要顾及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关於经济和公共财政方面这些原则，我们今日介绍了低税制、收支平衡等。五月时，我们会就上半年进行过的讨论作一些总结，但这要引入到下半年时讨论普选行政长官和普选立法会的模式，如何去组织路线图。在上半年和下半年这两段时间的讨论都完成时，我们才可以作下一步的总结。如果谈到普选的模式和路线图，我们会在下半年开始探讨。
记者：（问刘教授关於会上有几个重要提议，其中一个是有部分人担心普选带来福利主义问题，其中有人提到可否在行政长官选举办法引入均衡参与的机制，这是否意味在提名委员会里有均衡参与的机制，抑或在一人一票都可以有均衡参与的机制？）
政制事务局局长：（接刘教授）我补充一下。《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关乎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已经列明需要有一个广泛代表性，这也反映均衡参与的原则。今日会上也有委员再次提出，如果我们未来实行普选时，是否可以考虑由这些功能团体提名一些候选人，再由市民用直选来拣选立法会议员，这是其中一种意见；也有委员认为如果这样做，是可以维系到在立法会内都有均衡参与，使不同的界别，商会、工会和专业团体都可以继续有影响力，和反映到他们在议会内是有一套意见。但是这些都是个别委员提出的意见，特区政府就这些意见当然现在未有任何定案，而就这些建议我们可以在下半年再讨论如何落实普选时大家再探讨、参详。
记者：由功能团体在选举委员会提名，由市民普选这个建议，初步来看是否符合到落实普选过程里面，慎防行西方福利主义这个原则呢？
政制事务局局长：就这方面是有不同意见的。泛民主派议员如李卓人议员等每一次都提议，我们不应该保留功能团体，而应该用直选来取代这些功能组别。但是，有其他委员认为我们不可以即时取消功能议席，而在走远一点时，是否可以都给予这些功能团体都可以有一个角色，例如做提名候选人的角色。我觉得大家要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
至於如何在香港实行普选时，依然可以维持审慎理财、低税制，今日我觉得有一个颇好的现象，就是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委员，他们都整体上认同这些原则。至於如何去维持这些原则，可以保护香港这个自由经济和低税制的「金漆招牌」，如何可以保障香港市民的利益，这依然可以作进一步的讨论。
记者：局长，想问开了三次会议，三次都似乎没有强烈的共识出来，担不担心在年中的时候，作出总结时，做不到一些有实质的共识？
政制事务局局长：我们只是总结首上半年的讨论，由去年十一月至五月间的讨论，总结这个讨论就是为下半年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作出归纳。整体来看，我们已经开了三次大会，也开了一次工作坊，大家的讨论气氛，正如教授所说的是很开放，大家都很愿意听大家的意见，不同政党背景的都可以平心静气地表达大家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沟通是有用的。而大家也逐渐明白，我们要正视一些政治现实。我每次在立法会讨论这件事时都说：现时六十个议席中，有三十席直选、三十席功能团体代表。如果香港的政制要向前走，起码除了直选的，也要有一部分功能团体代表都愿意去变才成。制度要变，他们自己也要「变身」，这是一个挑战。但是逐渐在策略发展委员会的讨论里，大家愈来愈愿意去正视这些政治现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请同时参考谈话内容的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４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２１时４３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