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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出席「香港新坐标:大湾区机遇与角色」高峰论坛发言(只有中文)(附图/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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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十二月十日)出席「香港新坐标:大湾区机遇与角色」高峰论坛的发言:
 
张裘昌董事长(世界华文媒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集团行政总裁)、各位《明报》的友好、各位嘉宾:
 
  我今日很高兴获邀出席「香港新坐标:大湾区机遇与角色」高峰论坛。事实上,自从二○一九年二月颁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一直是特区政府的重点工作,其中包括由我亲自主持的高层督导委员会,另外我们亦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里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一位同事担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我非常欢迎,亦想藉这次机会表扬《明报》对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视,刚才张董事长跟大家分享了,《明报》今年六月在粤港澳大湾区开设了一个记者站,照我所知是在广州派驻三名记者,这三名记者会不断走访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内地城市;而在今年九月二十日,《明报》正式增设了一个定期的大湾区版,我经常有看,定期报道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政策、故事、发展,既有一些数据分析,亦有一些软性、包括人和事的内容,行政长官都是你们的忠实读者。今日大湾区版的主题非常贴题,是谈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对东盟十国的看法,有没有意愿与东盟十国对接,或将部分营业和投资放在东盟十国。特区政府也看到这个潜力,大家都留意到,这一届政府特别着重和东盟的关系,所以我们已经签订和亦实施了特别行政区与东盟十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亦在东盟十国的新加坡经贸办事处和雅加达经贸办事处外,在泰国曼谷成立了办事处。在一个经济区域里有三个办事处,突显了我们对这个经济区域的重视。现在在一个经济体有这种布局,一个是在美国,我们在美国有三个办事处;我们在欧盟,加上现时已脱欧的英国的伦敦,亦有三个办事处。东盟对粤港澳大湾区都很有兴趣,亦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多的直接对接。我今日看到《明报》在大湾区专版探讨这个课题,我感到很高兴。
   
  其实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是与这一届政府同步的。大家记得在第五届特区政府宣誓就任当天,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自见证下,由国家发改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粤港澳三地的政府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框架协议》签订后,我们马上就如何丰富这个发展策略做了很多工作,直至二○一九年二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颁布。在这里预告一下,明年二月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三周年,特区政府将会在香港举办一个大型、纪念颁布三周年的研讨会,我已经发信予广东省和澳门,邀请他们积极与我们一同举办这个大型的研讨会,希望在座很多朋友届时都会参加。
   
  今日论坛的亮点是「香港新坐标」,我想可圈可点之处在于「新」字。当然香港一直都与珠三角有很紧密的合作,整个珠三角在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香港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们既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贡献者」,同时亦是「受惠者」。现在面对新的大湾区发展,香港应该如何自处,掌握这些机遇,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好,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探讨的议题。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在二○一八年十一月我率领一个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庞大代表团去北京,亦获得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会见。当时习主席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表扬香港的企业、香港的爱国人士在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谈及大湾区时,习主席有这一段的说话,他说:「建设好大湾区,关键在创新。要在「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框架内,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要素流通。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国际上没有先例。要大胆闯、大胆试,开出一条新路来。香港、澳门也要注意练好内功,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大家可以留意在这短短的一段说话里,这个「新」字出现了很多次,香港真的需要有一个新的定位、有创新的精神去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我可以大胆一点说,香港经历了这两、三年的严峻挑战和磨练,现在正练好我们的内功,装备好迎接这个新角色或者站稳这个新坐标,以掌握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新机遇。
   
  我留意到今日论坛邀请的主讲嘉宾都很有分量,包括我两位分别在金融和创科领域的局长都很有分量,其他还有中银的孙总(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孙煜)、科技园公司和香港工业总会会长双重身分的Sunny(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会主席、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查毅超博士)、一谈到前海就会想到的洪为民教授(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所以我就不谈内容了,我接下来谈的不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容,是香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态度、精神和如何进取、怎样去部署,这我视之为内功,有了这些内功之后,无论面对哪个经济板块、哪个政策范畴,都可以发挥这个内功,能够做得好。
   
  做好内功的第一点,是重回「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如果我们不是经过了两年多的严峻考验,中央果断出手,先后为我们制定了《香港国安法》并颁布实施,亦完善了特区选举制度,确切落实了「爱国者治港」,令立法机关可以回复理性务实,与行政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来履行它的宪制功能,我们其实没有足够的内功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大家只要记得我们由兴建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西九龙高铁总站实施「一地两检」,以至很多香港和内地的合作的项目,包括由我一手促成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都在社会上有争议。这些争议恐怕不是项目本身,而是一股反对中央、反对香港与内地融合的力量,如果这股负面、具破坏性的力量不予以纠正,事实上是很难做好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现在有了我称之为双重保障,给予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往后进行与内地融合有关的工作应该更加顺利。这亦已有事实证明:自从去年十一月立法会回复正常运作,亦是以爱国者为主导的立法会,我们做了大量工作,通过了史无前例那么多的法例修订,亦批出了超过3,000亿元拨款,但更重要的是由立法会议员自行提出一些没有约束力的议案,讨论通过后希望特区政府可以落实执行,这些没有约束力的议案讨论内容,不少都是要求我们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做好两地的人流和物流工作,以及争取更多中央惠港政策。这股动力是前所未见的,我相信以前只要提出这些动议,在立法会分组表决一定不会通过。这是一个很好的势头,亦令我们可以有信心、更大胆地去思考,究竟我们如何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切入点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我在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正正就是想展示我们将会怎样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及体现当我们回到「一个两制」正确轨道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该怎样配合国家发展。我就《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亦不是谈内容,我今日想与大家谈谈《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所倡议的「四新」精神和我其后提出的「四通」策略。这个「四新」精神和「四通」策略亦不是局限于北部都会区,甚至不是局限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它是适用于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的合作。
   
  「四新」精神的第一个精神是「空间拓新」。香港的面积只有1 100平方公里,如果我们所有的眼光和计划都是局限在这1 100平方公里,恐怕是大失良机,因为我们有这么强大和庞大的内地作为腹地,不但为我们提供市场,亦可以为我们提供资金和解决很多可能香港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其实过往历史上也是如此──香港缺水、缺电、缺食物的时候,都是由中央协助我们解决的。只要我们将眼光放远些,不再局限于深圳河以南,我们突然会眼界大开,发觉原来还有很多机遇在眼前。《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是我们首份超越了香港和深圳行政界线的规划,换句话说,深圳河的中间是两地的行政界线,但这次已经超越了。我们是看究竟在深圳河以北有什么发展机遇,我们怎样可以透过优势互补来发挥协同效应,做到港深联手是「一加一大于二」。这项工作看似很容易,但其实有了固有思想是不容易突破。我记得在《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第一份文件的草稿──即是那本小册子的草稿──我看的那幅地图中,深圳河以北仍然是一片空白,这我当然不接受。我说如果我们已经超越了深港的行政界线,亦都希望多与深圳合作,为何不告诉香港市民,在深圳河以北的布局究竟是怎样?哪里是福田区?哪里是莲塘的地域?最好就是交代它的铁路、城际交通是如何铺排,让我们规划我们的铁路时都能够连接到。今日都不算做得很好,如果大家看了那本小册子,起码不是一片空白,有些大的区域已经展示出来,但是下一阶段要将两地的铁路、公路整全地检视一遍,从而研究可否令人流和车流都更加畅顺。大家都记得,我们已经争取到一项政策,就是港车北上,第一个试点是港珠澳大桥,即是容许香港的私家车在没有两地车牌的情况下可以申请自驾游、港车北上;第二个口岸应该是在深圳,在莲塘/香园围这个最新的口岸亦都会有港车北上,所以必须要在运输基建方面有些配合。
   
  第二个「新」是「观念更新」。这方面其实很广泛,要潜移默化地令特区政府官员或我们的企业和专业人士有一个全新的观念,就是认为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每一个政策、措施和机会,其实都是值得他们去探讨有没有自己可以参与的空间,不是只满足于在香港特区的政策。譬如现在我正研究在内地的医疗保障和安老方面推出了什么新的政策,香港如果想为我们的长者提供更好的退休安排,有没有潜力可以如我刚才所说的空间拓新,跨越深圳河和港珠澳大桥,去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看看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令我们为长者提供的服务做得更好。这其实我们在过去十多年都一些突破,今日所有由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提供的社会保障,即是每个月的现金发放,已经超越了香港的行政界线,英文称为portability,是可携的。现时有长者每个月正领取长者生活津贴或综援金,其实他是可以在广东居住,无须返回香港,这是一个观念的更新。我希望见到在其他范畴,我们会有更多观念的更新,特别是医疗。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口老化,事实上我们的服务压力会越来越大,亦未必可以全部很有效地回应香港市民对于医疗的诉求;但是,如果将我们的观念改变并作空间拓新,就会看到原来一河之隔,我们有一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我们有一家兴建中的中文大学的教学医院;我们有一间──我姑讳其名──由香港发展商投资的医院;亦有一个集团现时在大湾区发展医疗产业。如果这些都能成为特区政府可以应用来满足香港居民的医疗服务,这样就多了很多选择。我们不一定全部政策或服务都可以跨越深圳河,但是起码可以多一些选择。
   
  同样地,这几年来,我们都很努力透过创科局(创新及科技局),令一些关于创科的要素都可以「过河」,包括由中央财政部或广东省提供予一些科研项目的研发资金,亦包括一些我们从事生物科技研发时需要有的,可能是人类的遗传资源,这些全部都需要有观念的更新。过程当然不会很顺利,我们都要打通很多「堵点」,即是堵塞住这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事情;但起码我们现在有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亦很高兴有一个很高层的督导,就是由韩正副总理领导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只要特区政府或者香港社会各界能够更有前瞻性、更愿意创新地想一些新的观念来帮助我们融入大湾区发展,我认为是大有可为的。
   
  第三方面是「政策创新」。事实上,不论有没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这几年来我都鼓励同事在推行政策方面一定要寻求突破,不可以再固步自封,亦不可以说我以前是这样做就继续这样做,因为社会正在转变,市民的期望亦与日俱增。科技应用的开拓,令很多以前不可能的事,现在变得可能。这方面的工作不算做得很进取,但是我希望有了现时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官员不用再怕去立法会,能有创新思维提出破格的政府政策的机会会比较大。《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内有很多政策创新,例如我们说要做创新科技,不应止于进行研发,应该也要有一些制造能力,像是智能制造或先进制造能力,特别是在生命科学,包括制药、疫苗或医疗器械。香港并没有太多可用的土地,因此如果政府只是因循地将政府拥有的土地按规划用途,例如住宅、办公室、工业等出售,恐怕土地很难落在我们想见到的先进制造业的手中。因此,我们需要有创新的政策,就是以后在新田科技城卖地或批地时,需要更聚焦考虑究竟我们想吸引什么产业落户在香港。早两天,我为一个大型数据中心主持动土仪式,其实数据中心已经受惠于这种特别的卖地政策──当然,那个项目本身不是,所以我也特别表扬他们,因为他们的信心更强,买了一块一般可以作其他用途的工业地,却投资在数据中心──事实上,我们也曾卖过两块地,指明要做先进数据中心,亦为工厦内改装作数据中心用途的项目免收豁免费用,基本上是免收地价。这一种政策创新或政策积极性其实可以推动很多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事情,但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大家很怕创新,因为会被立法会反对的议员批评,会被社会指责是否官商勾结、输送利益等。我希望经过这两年严峻的挑战,现在回复到正确的轨道,特区政府的官员应更有胆识打破这些以前窒碍创新能力的考虑。
   
  第四是「机制革新」。我们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或许不需要有一个管理局。过去数十年我们成立了很多法定的管理局,都做得不错,例如机场管理局、已部分上市的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医院管理局等;但是北部都会区其实大部分都是政府行为,所以我现在的看法是它需要高层的领导,亦需要一个近似当年发展新机场的核心办事处作统筹,但它本身不需靠一个办事处建路、填海、卖地等,而应使用现行的机制,由高层督导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事实上,这种高层的督导和统筹,在任何政府都有需要,不过是看用哪种方法。有些政府会有多一些称为副总理的位置,负责这种高层的督导和领导;有些政府会有统筹部长被赋予权力,除了他自己的工作范畴外,亦要进行一些统筹工作。我在《2021年施政报告》谈到要提升特区政府管治效能时,也提出了有两点与其相关,第一就是政府政策局的架构需要重整,特别针对例如创科,像我刚才说过,创科是需要有制造业的扶持,一个比较理想的安排是把创新及科技局扩展成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就能名正言顺;同样地,我们争取到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支持打造香港成为一个中西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文化的范畴在哪里?现在是见不到「文化」两个字的,所以社会上亦有共识,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是时候成立一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以在高层督导有关文化、体育,甚至包括旅游的发展。
   
  另一个就是「专职专责」。我接触过很多业界人士,他们对政府的最大投诉就是政出多门,或者是求助无门,不知道要找谁,这个局说不是它负责,那个局又不是它负责;所以在一些比较重要的范畴,我是很支持政府内部自己要有一个倡导的角色,一个advocacy的角色。这一个专职专责的同事是非常在意、非常紧张他的工作范畴的推进,例如当年在发展局下设立文物保育专员,或者是我刚才提到的大湾区专员,令社会很明确知道如果有保育的问题、有大湾区的事项,他可以找谁。这个人未必有全部的答案或提供所有意见,但起码他不敢推卸,他是大湾区专员、他是文物保育专员,他就不可推卸,社会要跟他接触,去了解究竟如何去进行这些事。
   
  大家听了我简单介绍「四新」精神,它没可能只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或只适用于北部都会区,我希望日后在政府的管治里,我们都能够身体力行,体现这种创新的精神。
   
  具体谈到策略,即是如果有了「四新」精神,工作起来我们是采取什么策略呢?我又提出了「四通」策略,这个「四通」策略并不出现在《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的内容,而是既然有了一个新的取态、新的办事精神,我觉得社会是需要知道具体是用什么方法去体现出来。总结了我这几年与内地的合作──亦不只是粤港澳大湾区,大家知道香港与内地其他省份都有合作的机制,最新是湖北和香港高层会晤和高层合作的机制──「四通」的策略包括以下四方面。
   
  第一是基建连通。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基建连通其实已经非常好,特别是我们启用了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当然现时未能够「通关」,大家觉得这两个基建没有发挥到应有效能,但这两个基建其实大大拉近了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关系,又令到那些以前不敢想,或者没可能想的事,现在变得有可能。譬如我们和珠海的合作,没有港珠澳大桥的话,由香港去珠海要经过深圳,四小时车程,坐船又没有那么方便,但有了一条大桥,车程只需一个多小时,所以这两年来,我们也很想与珠海多合作。去年十一月,我在《施政报告》公布,经中央和广东省支持,香港机场管理局将入股珠海机场,令这两个机场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基本上,香港国际机场是一个国际航班相对多的机场,珠海机场则是一个没有国际航班的内陆机场,所以两个机场联手,一定可令两方受惠。另一个近日提出的是,既然两地机场合作,我们倒不如更进取地希望两地在航空产业、航空工业打造新的中心,我们现正与广东省商讨,其中包括关于飞机零部件配送,希望日后飞机内部很多配件可利用香港的设计制造、飞机维修,以至飞行人员的培训,这些全部也是通过基建的连通,「由无到有」出现的新机遇。
   
  基建连通不单是硬件,软件的连通也很重要,如何通过基建令人流、物流更畅顺。我们现时跟内地口岸,我曾公开说,「一地两检」是「基本盘」,没理由还实施「两地两检」而为巿民带来不便,所以重建的新皇岗口岸将会实行「一地两检」。「一地两检」之上还可以想什么呢?是检验通行可多用科技,例如在澳门和横琴口岸或珠海口岸可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香港往往有小部分人士担心这又担心那,我们现时的想法是,当有这种新的通关模式,将以比较自愿性的方式运作,即如果你想走快一点、通关快一点,便可使用这制度;否则,你可沿用「一地两检」制度。为了日后更好地配合在落马洲河套区和福田科创园区「一河两岸」的「一区两园」,我们也很着意人流方面。《施政报告》提出,如何便利一些非中国籍的香港居民进入大湾区内地城巿是一个课题,我们提交了很详细的建议,因为如果没有这额外措施,那些非中国籍的香港居民,即手持外国护照的居民便需要申请签证,对于科学家、初创企业家,他们每日也要往返便非常不便。另一个是在落马洲河套区东面,大家没有留意,我们还建议一个新口岸──福邻小口岸。这小口岸日后可让两地科研人员更方便,可能使用一张咭便可往返。这都是在基建连通下的软件,我们要将之铺排好。
   
  第二方面是政策贯通。刚才我读给大家听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大家有留意的话,他说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国两制」下发展的,亦正如在很多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文件或最近的前海扩区方案中,开宗明义指这些工作也是丰富「一国两制」的实践;换句话说,是不会模糊了香港的一套制度。香港仍然是实行自己那套制度──资本主义、普通法、资金自由进出、司法独立,但这并不等如不用争取政策贯通,让大家方便一点。尤其在专业认可方面,如果本港的专业人士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巿执业,全部也要重头再来,要读书、考试、实习,这不能达致两地更融合发展的目标。现时出现突破的首先是法律界,他们已考试,下一步是考试后如何备案执业、执业有何限制;另一界别是建造界,工程师、承建商、规划师、园境师亦已可通过备案在大湾区内地城巿执业;当然医生他们更欢迎,因此从香港过去、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服务的医生亦无须考试,甚至获认可为高级医师,给他们一个更高的资格。这些政策贯通是可以更进取地进行,例如金融的政策贯通,大家也看到,有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我相信未来仍有很多政策的贯通可以得到中央的支持,打破现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时,大家仍感受到的「堵点」,还有一些「难点」还未打通的,我们也会努力打破。
   
  第三是机制互通。香港有自己一套制度,广东省有其制度,深圳巿也有其制度,但我们可以建立更强、更有效、更迅速的互通机制。今年我们有了突破,一向以来,港深合作的层次不算很高,并非粤港合作的层次,以往行政长官并不出席深港合作会议。由今年开始,在深圳巿领导同意下,我们为港深合作升格,现时是最高层次,由深圳巿委书记和行政长官共同主持港深合作,并在港深合作下成立19个工作专班,各有所属的负责人和需要推进的工作清单。在工作层面,即working level会互换微信,有什么提问或通报,请发个微信信息,我们便会知道并作出回应。我看到很多局长很多时候也微信给其对口单位的同事。这种机制互通必须在我们能办事的层次进行,刚才我提及,高层的层次存在,但不能总是到副总理的层次,高层只是为我们定下大的政策方向,但到工作层面,有效的机制必须要大力开拓。
   
  最后,其实是最难的一个「通」,就是民心相通,因为这不是我们可完全控制的。究竟香港居民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有多大热情?尤其青年一代对于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事业,他们有多大的积极性?这是需要大家继续努力的。我认为经过香港这几年的挑战,以及自回归以来我们也没真的做好加强下一代对国民身分认同、国情教育、对国家发展的了解,这个工作难以一蹴而就,可能是一个久久为功的事业,但必须开始。我在此呼吁大家必须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更多年轻人掌握粤港澳大湾区为香港带来的新机遇,亦鼓励明报集团往后在粤港澳大湾区专版多报道香港青年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巿生活的情况,让仍没有这种积极性、热情的年轻人可以有更深刻的体会。
   
  我在此祝愿大家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座谈会。十二月十九日是投票日,必须呼吁大家如果对于香港有信心、对于我刚才指香港的新定位、新坐标充满期盼,是时候投下神圣的一票,为香港的未来作出一份贡献。我也祝愿大家在即将来临的二○二二年,有更精彩丰盛的一年。多谢大家。       
 
2021年12月10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18时2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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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十二月十日)在「香港新坐标:大湾区机遇与角色」高峰论坛发言。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十二月十日)出席「香港新坐标:大湾区机遇与角色」高峰论坛。图示(左起)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孙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叶莉苹、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世界华文媒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集团行政总裁张裘昌、林郑月娥、《明报》总编辑陈锦强、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会主席查毅超博士和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教授在论坛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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