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谈经济、《反外国制裁法》及跨境往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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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今日很高兴可以第三度联同生产力局（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举办政府支援企业基金的博览活动。过去一段时间内，企业面对两方面的困难，一是由好景转至不景，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冲击。由二○一八年的（经济）高位，发展至二○一九年和二○二○年的突变，很多中小企都面对资金周转的问题。就这方面，我们于过去两年提供了信贷保证的贷款，或是对中小企的直接支援，对他们确实有一定的帮助；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企业之间，特别是中小企，都不单着重目前的情况，而是展望疫情好转后，或是经济逐步恢复的时候，如何把握机会。就这方面，政府提供了四十多个不同（资助）目标的基金，其实都可以大派用场。因此，政府不单会继续增拨资源，在各范畴内为企业提供支援，亦要考虑如个统整这些基金，更方便企业申请和善用，我们会就这方面继续与生产力局联络，看看是否可以继以往的「四合一」和外展综合服务后，再提供一站式服务，令企业不用花费太多时间和心机，走访多个部门或负责基金范畴（的单位），可以一步到位，用最少的时间处理。
另外，我们亦要与市场和业界讨论，有哪些大方向可以令这些基金拆墙松绑，并引领企业向前走。譬如很多人提到，现时的营运讲求数据、数码化，线上线下的形式是必不可少。在市场方面，大湾区明显地（扮演了）互惠互利的市场推广（角色），我们亦要运用内地的内循环和对外循环。在区域经济上，亚洲区的国家和地方，在跟香港建立了稳固的自由贸易协定后，成为了我们最好和最有潜质的投资市场。现有的基金都可以引领企业走进这些市场，他们亦可以善用基金拼船出海，走出去。
我们认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复苏会由贸易带动，并会成为主流。在这环境下，纵然中美贸易战的挑战仍在，地缘政治亦持续紧张，但我们在这段时间内只要作好准备，企业就可以在困难当中转型，不论是政府、业界，以至是生产力促进局等中介机构都会一起合作做。
记者：局长，就「通关」问题方面，澳门或内地疫情反覆，短期内是否「通关」无望？第二，就《反外国制裁法》，政府表示支持将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政府有没有谘询过商界？他们的疑虑大吗？以本地立法的方式进行能在多大程度上释除他们的疑虑？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我先讲「通关」，整个政府或社会每日都会审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有自身的问题，同时亦受外来环境影响。以商经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为例，我们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会把握每个机会、空间、时间或合作伙伴，若情况许可，我们定必会推动恢复往来。内地当然是我们在民生、经济等方面最主要和最好伙伴，我们定必会争取（与内地「通关」），但这需视乎具体情况。对外而言，我们需要选择具备相关条件（的地方），并在防疫和经济复苏中求取平衡。我们不能因为今日疫情出现困难而就此放弃。因此，在对外关系方面，我们仍然在考虑当中，为与内地和海外地方恢复往来做好准备。我们近期对世界各地恢复「通关」或防疫要求方面都有所调整。调整的大前提必然是建基于「外防输入」，我们同时正在考虑有没有可以理顺的地方，在旅客已全面接种疫苗或证实有抗体的情形下，方便部分地方的旅客来港，减少其检疫上的时间等。我们在这一年半以来都尽量在这方面作出调整，我们会继续朝这方向去做。
至于你提到国家的《反外国制裁法》，我相信这是源于美国无理地将制裁措施加诸于国家，包括香港。我们之前亦提过，这是既不合理，亦干预了香港或国家的事务，绝对不能接受。因此，国家制定这些反制裁法律，既坚守我们自己应有的立场，亦能维护商界的利益。企业不论是源于什么地方，如果他们在香港经营，受到威迫，我们都要提供权益上的保障，维护他们在港应有的权益。至于具体上如何实行，我们需视乎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行政长官和律政司司长都提过有关方式，即是法律是会在人大作出决定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是否以本地立法的方式来订定，相信会经过一定的过程，要待掌握具体情况后才能评定。
对于业界而言，我们常常提及，香港是全球最方便营商的地方，我们没有对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士，采取不同的做法。不论是来自美国，或是其他地方的人士，我们都提供最好的机会，但面对外国对香港施加不合理的制裁时，我们都要做好应有的权益保障措施。
记者：就刚刚提及的《反外国制裁法》，你是否暂时都未清楚当中的细节？是否暂时也没法向商界进行解说工作？另外，美国方面也曾警告过一些在港营商的美国公司可能面对营商风险，是否担心在香港推行《反外国制裁法》会加剧外资撤出香港的情况，对目前已说不上很好的经济再造成打击？「通关」工作方面，刚刚你提到政府会把握每个机会，跟不同地区商讨，能否透露正与哪些地方洽谈？跟新加坡的「旅游气泡」进展为何？与内地「通关」暂时是否仍遥遥无期？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在营商方面，香港是最好的明证，不论企业是来自世界各地哪个地方，只要符合香港的法规，都可以在香港经营。香港亦没有对世界任何一处地方设置贸易关卡、障碍或是关税。过去两年所见，美方先后挑起很多贸易矛盾，不单从政治上干预香港的情况，在贸易上亦然，例如是实施高达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措施，或是产地来源（的要求），以违反世贸（规定）的方式挑起与香港的贸易矛盾；最近亦透过制裁，或是向商界提供所谓商业意见，作为威吓手段。这些行为不单有违国际的惯例，对香港作为单独关税地区和贸易体系而言，都是不合理的措施。
这一切最终都会影响所有在香港营商（的企业），包括美国的商家。我们亦见到，就美国最近采取的措施，即所谓的商业建议，在香港的美国商会也提出截然不同的意见。具体而言，从过去两年的贸易战中可见，所谓最大的（输家）是否就如美国一厢情愿所想的呢？港美或中美之间贸易当中，哪一方的损失最大？正如我两年前已说过，在贸易战中，其实大家都是输家。我们看到美国在香港所赚取的贸易盈余正在下降，我们从厂商方面亦得知，在商品价格和下单方面，关税和人为的贸易壁垒（所造成的损失）最终会由美国消费者承担。不论如何，香港都会持守公开和具竞争力的方式，赢取企业（选择或继续）在香港营商。就这方面，来自不同地方的企业也会审视香港的情况，以决定其营运（方式）及去留。过去两年多以来的社会暴乱事件和疫情，随着《香港国安法》的订立，社会得以恢复稳定，从实际数字看，整体上在香港经营的外商数目并没有减少。我们看到疫情当中，相对全球较差的经营环境，香港运用了很实际的处理方法，令大家既可以防疫，亦可恢复经济。就这方面，国际之间尤其是大型的企业，都很清楚香港的情况。
就第二个问题，「通关」方面，整体策略不变，我们必须要做好自己的防疫工作。防疫工作有两种，一方面是「外防输入」，我们也是以风险为主，对来自高风险的地区的人士，会设有较多限制，亦会有更高的检疫要求，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把中风险和低风险的地方区分，希望在设有防疫保障的情形下，可以恢复正常的往来。这方式包括一直与内地商讨，可以以什么形式和情况恢复「通关」。至于与其他地方（恢复往来），我们也要审视，但如果要以较少或较短的防疫安排，甚至不设任何检疫，我们必先要确立有关地点和香港都达到令人安心和安稳的情况。因此，我们期望，像新加坡这类低风险的地方，疫情可以早日回稳，届时我们便可以就预先讨论好的条件，继续和他们商讨。
（请同时参阅谈话内容的英文部分。）
完
2021年8月11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18时02分
香港时间18时0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