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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施政报告记者会谈话全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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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接受访问时曾经批评过问责制的运作有问题,但是在施政报告的第二十五段你认为现在问责制的运作对香港的有效管治是好的,还要进一步扩展问责任命这做法,其实你心目中的蓝图是怎样的及你是否认同陈太的看法呢?

行政长官:我觉得香港的政治制度不能够停留在某一点。九七年以前的殖民地制度,是一个中央集权,集於港督於一身,完全由公务员管理香港的制度,现时《基本法》所要求的,要面向普选的目标来做的时候,是不能再继续永远维持的,一定要向前迈进,而这几年的问责制的落实,我们看到有它的困难之处,是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我在施政报告中亦在这方面有一些交代。普罗大众是能看到问责制的精神,我们是需要一些不是终身制的公务员,是真真正正对自己政策范畴能够进行问责的,这方面我相信普罗大众是认同的。从这方面来看,是如何将这制度更加完善化,向前迈进及我们向普选的最终目标是要平衡的,协调了这个目标才做事,我觉得我的策略是正确的,但当然我尊重各方面的意见,亦会继续聆听各方面的意见。

记者:你在施政报告内提到,要求自己是一个称职的政治领导者,这和你初参选时提过的「政治家」有没有什么分别呢?你其实觉得自己现在达到哪里,距离那目标有多远?

行政长官:评估自己的政绩或做事的成败不是我自己做的,是香港市民做的。我想,这个责任交给他们做吧。

记者:你的施政报告中,用了一段篇幅讲及人民币业务,你所讲中央即将宣布的喜讯都是比较集中在人民币现钞的业务,最近金管局和香港的银行都比较积极发展NDF,即人民币不交收远期服务。你怎样看其中的一个担心,就是香港这么接近祖国,亦是一个国际的资本市场,如果香港发展多些人民币期货的业务,会不会成为炒家去冲击国家汇改政策的战场?或会令太多的热钱流入香港?

行政长官:我们在这方面的发展是很小心的,是很累积性慢步慢步地做,所以你可以看到,市场期望我们要做的事,债券方面为什么没有提及?人民币贷款为什么没有提及?原因是回应我们这些增加人民币的服务,是巩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财务中心的重要元素。但另一方面,亦都要照顾人民币将来流通性所带来的新风险,所以我想现时所讲的开放,是一个很理想的平衡点,但是我们不会停止,人民币开放亦不会停止。随人民币的开放,香港的人民币业务一定会扩张,我很相信,每一步我们也可以衡量到它对国家所带来的益处,对香港市场的巩固性,以及所带来的风险,做出一个很好的平衡。

记者:有关行政会议的改革,有些议员批评说有关的改革比较表面一点,没有解决行政立法关系,即政府在立法会「无票」的问题。提到立法会角色,你提到「各用其权,各司其职」,没有提到要与它分权。其实怎样去体现「强政励治」?确保政府的政策可以取得立法会的支持,是否如一些议员所说,靠中央为你「箍票」?

行政长官: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行政主导的政府,这亦是《基本法》基本的模式。《基本法》没有提到是分权,《基本法》是希望我们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都根据市民的要求、民意,共同合作,还有是作出适当的监管,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做法。我们循这个思路和设计,做出我认为行政会议下一步所需的改革。我需要行政会议是一个富代表性的行政会议,能够代表香港各行各业,代表香港经济结构的精英,能够与香港特区政府献策思量,使到我们政策上台的时候,不单止回应市民的诉求,可行性方面亦是极高,亦得到长远的生效。如果过程之中,我们的政策反映到市民的意见,与立法会的要求都应该大致是相若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采取多些方法,与立法会多些沟通。我对立法会的沟通,希望用事实证明,用行动证明,每一处都关注立法会关注的东西,使到能够在每一件事提出来时,我用实质的行动回应。另外,政策上场之前,我们的各位同事,每个局的局长、秘书长,向各个事务委员会解释我们政策的来由,在那边进行充分的沟通,使到每一个政策上场的时候,不单止回应得到市民的要求,亦得到立法会的支持。我相信这就是「强政励治」和真真正正做到一个和谐的社会,没有任何事是较与立法会沟通、得到共识更加重要,我想这已是不言而喻的。我会以行动,你看我在这三个月来所做的工夫,将来做的工夫会实现我所讲的说话。

记者:我比较关注你那个班子,你的新班子。因为看到你在施政报告第十六段提及,非官守成员会有分工,以及他们可能需要面向市民,不知是否包括向立法会推介政策?分工是如何呢?以及他们会不会进入策发会,或是他们如何向市民推销政策?

行政长官:推销政策基本的责任是在司长、局长及我的身上。行政会议是一个最重要的决策机构,至於议员分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希望将来所有行政会议议员在香港的经济范畴、社会范畴里,关於不同阶层都有它的代表性,有他们的精英代表在内,所以我们有任何政策上场时,他们能够真正的分工处理、专业处理我们的政策,特别是这些政策有何强处、有何弊点。现时我们有些政策,大家可以见到行政会议里没有议员是特别专长的,我希望在这两年内,我们的行政机关所提出的新政策,或是现时政策的改动,都能够有民间的非政府、非官方人士的专业知识,能够把这些问题,把这些政策更趋完善化才上台。我所说的分工是内部的分工,不是对外交代的分工,这个责任仍在司、局长方面。

(待续)



2005年10月12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19时5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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