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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政制事务局局长回应张文光议员就《二○○五年
拨款条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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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今日(四月二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回应张文光议员就《二○○五年拨款条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的演辞全文(只有中文):

主席女士:

  要求削减政制事务局的资源其实不是第一次在这个议会讨论。过去两年,刘慧卿议员和张文光议员都分别提出过类似的修正案,我们也已经进行过好几次的辩论。

  刚才我在恢复(《二○○五年拨款条例草案》)二读辩论当中,也交代了政制事务局未来一年及往后一段日子的工作重点。在回应张议员的修正案时,我想先跟大家讲讲历史。

  二○○二年我们设计问责制时,特区政府作了决定,是要保留政制事务局。第一方面是我们意识到政制发展这议题非常重要;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越临近二○○七年,工作步伐会加快、会增加,所以我们决定保留政制事务局和局长这个职位,一并处理这些课题。

工作量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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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过去三年,不论是与选举有关的议题,或是选举以外的议题,我们政制事务局所处理的事项及工作,均不断有所增加。

  看回政制发展的议题,主席女士,我们看到在未来两年,由二○○五年至二○○七年期间,我们有很多重要的里程碑,有很多重大议题需要处理。

  首先,我们须要安排两次行政长官选举。

  我们也须要推动两个重要政制的检讨,我们先要处理○七、○八年的政制发展检讨,继而要推动区议会职能和工作检讨。

  我们须要对《基本法》两个附件,附件一、附件二提出建议修订。配合这些附件一、附件二的修订,我们也须要处理《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的修订和《立法会选举条例》的修订。

  在议会当中,各位议员有见政制事务的重要性,所以政制事务委员会有五十多位议员参与,最近开设的草案委员会,也有五十多位议员参加讨论,我看这刷新了立法会内一、两个纪录,也说明政制事务局确实有很多议题和各位议员的意见,需要应付和处理。

  谈及政府如何处理和安排检讨、推动这些重大议题,我觉得在座某些议员的说法比较奇怪。当年,叶刘淑仪局长努力推动(《基本法》)二十三条工作的时候,部分议员说她单打独斗;今日,我和两位司长以团队精神来处理政制发展的课题,大家又质疑我们是否真的用团队精神去处理?我们是否继续需要有政制事务局的存在价值?

  这些前后不一致的言论,显示议员的立场并非始终如一。张文光议员提了好几点,特别提到二○○三年我们商讨政制发展检讨过程的时间表。虽然当年我们未有提到一个仔细的时间表,但是我当年所讲的时段,我们现在仍然是循着这些方向而走,我当时说希望在二○○四年开展公众谘询的工作,二○○五年期间开始处理(《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修订,二○○六年就转而处理本地立法的工作。

  大家看到,自二○○四年年初成立了政制发展专责小组,公众谘询的工作确实一如当初的大方向所想而展开,我也希望今年下半年发表第五号报告书后,开列了主流方案,可以与大家商量(《基本法》)附件一、二的修订。较早前,我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工作方针,我也提到我们会在二○○六年开始,希望可以处理本地立法的修订。

  汤家骅议员很留意我的工作,他认为这份工作差不多是梦寐以求的,如果是这样,应该有很多人排队来申请,究竟这份是优差?还是另类差事?我想我自己是最清楚的。

  讲讲我其他的工作。简单来说,自二○○二年,我们在选举范畴以外接管了几方面的工作,包括「9+2」泛珠三角工作、京港合作、沪港合作及对台事务等等。汤议员有点不明白为何由政制事务局负责这些方面的统筹。这是因为多年以来,政制事务局与内地中央省市政府有联系,包括对外市务、和外交部的联系、关于落实「一国两制」而与国务院港澳办的联系,我们是提供一个秘书处,而各个其他政策范畴的工作,牵涉经贸、教育、卫生,都是由个别政策局负责,我们是提供日常办公室和秘书处的服务。

纵使我们的工作量在过去三年持续增加,但政制事务局在同期的常额编制却有减无增,由○二/○三年度的四十八个职位下降至○五/○六年度的四十四个,减幅超过百分之八。删减的职位包括首长级、政务主任职位和其他职位。因为我们在编制上的缩减,我们的经常性拨款控制在每年三千五百万元左右。

台湾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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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张文光议员特别提到台湾事务的问题,他非常关心,有点儿给人一种感觉,他很像是台湾在香港的代言人。但我想解释清楚,自从二○○二年我们开始接管对台事务后,我们已有几方面的突破。

  第一方面,特区政府是委派高层的官员处理涉台事务,这安排比以前是更有组织、更有层次和更加积极。

  目前我们有首长级公务员同事与台湾驻港非官方机构联系,如有需要,我们的常任秘书长,甚至我本人作为局长,都会亲自关心事情和亲自处理。这些都充份反映特区政府非常重视港台之间的联系。

  第二方面,以前港府一般不会接待来自台湾的访问团,但自从我们接管对台事务,政制事务局不时也会接待来自台湾的商会、传媒、专业界人士和学者,也为他们的访问安排走访我们不同的部门,参观香港的基建和各方面的设施。这充份反映我们是积极、主动处理对台事务。其实部分访问团,也是由中华旅行社介绍给我们,希望我们作出安排,我们也一直有做,例如过去两年的台湾媒体访问团。

  第三方面,经过过去几年,我们和台湾在港机构的联系,这对我们处理突发事件有帮助。例如二○○三年SARS期间,我们透过这个沟通渠道,可以安排专机往台北接载香港旅行团,短时间内返港;去年在九份发生车祸以后,我们也能在短期内委派我们的医护人员和其他同事到台湾照顾港人。就这几方面的配合,我们已向台湾方面表示感谢,也希望今后大家继续积累合作的经验,能更完善处理这些事宜。

  其实除了这些联系,我也想谈谈港台之间的整体大局发展。在二○○四年,港台两地的贸易总额超过二千亿元,比二○○三年增长超过百分之二十。另外,过去三年台湾访港旅客每年平均超过二百万人次,比回归初期增加超过两成。

  所以,不论是我们的联系,还是整体经贸关系、人员来往方面,都是有进步。

  主席女士,因为张议员提到关于昨日接待连战主席的安排,我也作少许回应。

  接待连主席和访问团的安排是中央有关部门和特区政府在充分沟通后,互相配合而作出的安排,接待也是由中央有关部门和特区政府的代表负责,但就这事件有三点事实是大家要明白的:

  第一,中华旅行社的总经理确实有向港府提出过是否可以到机场接机,我们也清晰地给他回覆,是安排不了。鲍正钢先生本人也清楚知道,他昨日也向传媒表示他接收到此讯息。

  第二,我们以往接待香港以外来的高层政要时,有时除了港府的代表,其他的政府代表都会在场,例如中央驻港机构的代表,或有些总领事,但中华旅行社在港是个非官方机构,从来都没有这类的官方代表身份。

  第三,鲍先生向传媒说,昨天他是获发禁区通行证入机场,意味他本来可以往接机,但实情是他透过某航空公司,申请机场禁区通行证,申请理由是希望提高对机场运作的认识,希望有个familiarisation visit,但从来没有提过是要接连主席的机。

  所以,简单来说,鲍先生是「不请自来」,他对外发放的消息,也是「不尽不实」。

  主席女士,我谈谈特区政府处理对台事务的态度。我们一向也是实事求是,默默耕耘,促进港台之间的交流,我们不会刻意博取宣传。放眼将来,我们会继续脚踏实地,继续为港台关系做实事。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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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在我总结我的发言时,我想讲一讲,今年是我们第三年处理这一类的修正案。

  这些修正案虽然是针对我们预算的安排,但我相信其实背后是反映了另外一套的意见─这是反映了泛民主派的议员对我们政制发展是有诉求、有期望,亦都有某程度的失望。

  我十分尊重泛民主派的议员,他们对政制发展的坚持和执着,但与此同时,我们亦希望他们明白一套道理,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香港已经回归,政制要发展、要向前走,我们便有需要与中央建立沟通和互信。

  如果泛民主派的议员真的想为香港做点事,推动民主发展,大家的着眼点便应该与中央建立更积极的关系,而并不是年复一年,纠缠于某一个政策局的编制问题之上。

  就沟通方面,主席女士,我可以尽一点的努力。例如在去年十二月,乔(晓阳)副秘书长访问香港的时候,我也有邀请李永达议员和其他泛民主派的议员,连同其他党派的代表,大家有机会见面、交流一下。

  较早前在四月十二日和四月二十一日,中央有关部门的代表到深圳接见香港的法律界和各界的朋友,我亦有提议我们应该邀请不同的党派的代表,包括泛民主派的代表。我亦高兴这两次的沟通都进行了。

  话说回来,各位议员在宣誓就职时,已经表明了要拥护《基本法》,既然如是,大家便应该认清楚和接受我们在回归之后的宪制架构。一方面,在香港努力为政制发展创造共识;另一方面,与中央配合,循序渐进地推动香港的民主发展。

  我相信今天提出的这个修正案,或许可以为在座某一些,特别是泛民主派议员消消气,但这个举措未必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如果往后的日子,张文光议员或是其他的议员再提出这一类的修正案,我们当然会回应,但是恐怕这样继续提出,只会为大家带来更多一点儿的失望。

话说回来,我希望大家共同做实事,为香港创造共识,按照《基本法》推动香港的政制发展。

主席女士,我谨此陈辞,我恳请各位议员反对张文光议员的修正案。

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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