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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财赤本来有几百亿，现时变成有百几亿盈余，但你依然将发债二百几亿计算在内，变成一个赤字预算，你是不是在做数，然后说我今年都没有盈余，我不可「派糖」。其实你是否有能力可以「派糖」，不过你做数，不肯「派糖」？
财政司司长：我想再说多一次，第一，债是要还的。我想大家都知道「欠债还钱」，所以债实在要还。第二点我们在经济复苏的初期，我认为要履行审慎理财原则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条件去派三十三亿元。但中产不是完全没有得益的，譬如取消遗产税，是一个相当长远的打算，因为一方面对我们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是一个很深远、正面的影响。在另一方面，很多人都不清楚，香港有九成八是中小企，中小企绝大部分是中产人士。遗产税对中小企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一个中小企的东主，大都是老板自己一人话事，无论他经营一间士多也好，一间小企业也好，当他突然去世的时候，多数没有做遗产安排，因为做一个安排相当昂贵，而且每年都要花十多万去（维持）maintain，所以届时税务局会冻结他的资产，令到他的经营马上出现（现金流转）cash flow的问题，所以取消遗产税应该是对中小企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记者：你否认没有做数？
财政司司长：当然啦，政府是不会做数的。
记者：司长，请问，作为财政司司长，与特首工作关系很密切，关系要很好，你自己觉得未来两年半你和曾司长的合作会不会有不和呢？如果他是特首热门人选，你会给他多少分？
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司长做过六年财政司司长，所以他对财政司司长的工作是相当熟悉的，我觉得因为他对财政司司长的工作相当熟悉，我们一定会合作得很好。至於给他多少分，最好让市民给他打分，不要由同事给他打分。
记者：．．．就商品及服务税方面，市民也十分关心，但在预算案中似乎墨不多，可否透露今年何时开始作出谘询，以及谘询的基本方案是怎样走呢？
财政司司长：就商品及服务税，我们今年准备推出谘询。我们有考虑到，由今日至七月十日选出新一届特首时，基本上我们是在一个过渡的政府，所以我觉得，更恰当的会是待选出新特首后，由我们与特首磋商，再定一个谘询时间表，我觉得这样会比较负责任。
记者：…预算案内说了很多减酒税的好处和不好处，但最后你都决定不作任何改动，是否因为有争议而不改动呢？以及想请问，如果商品服务税也是一样，到你谘询时有争议，你是否都是会不改动，以求稳定、求和谐呢？
财政司司长：求稳定、求和谐，并不代表一定会不改动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会对於我们的长远经济有正面的效益，例如遗产税，遗产税并非只是为了中小企，他们在appropriate时会很困难。但是遗产税这方面，我觉得对於我们长远作为资产管理中心是有一个很深远和正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引入这方面的改变，都是用一个长远眼光来看的。
对於酒税方面，酒税这东西其实是很怪的，因为这方面，如果只是洋酒，只是红酒，我们一年的税收只有二亿多而已，以税收而言，根本是很少钱。但红酒这东西是很有趣的，就是有一个形象问题，有些人认为这是富家子弟的嗜好。所以我今天都特意说，最好卖的十种红酒，其实平均只是五十五元一枝而已，我相信这并非只是富家子弟的嗜好吧。而一些所谓富家子弟的嗜好，即是我们画了一条线，就是交五百元或以上的税，因为现在要交百分之八十税，即大概是六百元一枝的酒，就要交五百元税。交五百元税的红酒，只是占红酒总数量的百分之零点一而已，所以是很少很少。但这方面我们未有足够时间去酝酿，所以意见是相当分歧，我们谘询的原因也是希望听取公众的意见，所以我们现阶段是不作任何调整。
记者：如果商品及服务税都一样有争议时，你会如何处理呢？
财政司司长：我相信商品及服务税一定会有争议，我们还未推出谘询文件，都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但商品及服务税有一件事情是很有趣的，我在二○○三年八月份上任时，我当日都在这房间内提及，我们要达到收支平衡，接在同一日，同场我也说商品服务税我都会考虑。有人却说「你有否搞错，你第一天上班，你已经提出一件这样具争议的事。」
但我们在过去年多的时间内，我们不停有做民调，我们发觉在这十多个月内，市民和民间团体自发地去讨论商品及服务税的人增加了很多，我们没有叫他们做，亦没有鼓励他们做，但他们的自发性讨论是增加了很多。同时，我们发觉市民对商品及服务税，第一，认识是愈来愈深，这是我们本来所想见到的，因为我很早已经提过，但没有正式文件，是市场自发性去讨论；第二，市民的认识因而加深了；第三，接受率是不断地提升。我们在最近的民调已经发觉在过去一年，我们见到由百分之三十的支持已经增加至百分之四十的支持。我们还未推出文件，即是还未说我们如何可以补助一些低收入人士，令到这不是一个累退；我们又对於其他税项方面有什么宽减，令到这税项是一个税制的改革，而并非只是一个税收。或者长远而言，我们如何可以有一个更加稳定的经营收入，从长远的角度去看，以减少波动。这些全部我们还未推出的，支持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十。有趣的是，我们的民调内是有分开岁数的，我们发觉年青人（即三十岁以下的人士）的支持率已达百分之五十，所以就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慢慢地，逐步地令市民可以有一个理性、深入和客观的讨论。我只是希望大家，所以我今天也说过我并非想你支持我，亦不想你反对我，我只是希望大家有一个理性和深入的讨论而已。
记者：既然今年的预算案说减赤时间表可以提早一年，你会否更努力在２００７年（行政长官）选举前可以再将减赤提早？与此同时，你刚才强调对中产「派不派糖」；政党要求（宽减）薪俸税时，你一直强调条件未成熟。你会否在未来一、两年将此事再作考虑以有助你的仕途呢？
财政司司长：我刚才回答过，如果我借用财政预算案来「买市民的心」，这样做是错的。作为财政司司长，我有责任履行公众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会按《基本法》的要求，理财要量入为出，我们一定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有没有可以提早一年（灭赤）呢？
财政司司长：灭赤方面，我们的综合帐目会在２００７／０８已可达至收支平衡，比我们（预期）的２００８／０９提早了一年。
记者：唐司长，刚才你提到这一个财政预算案不是为了参选特首而作出的准备，但我又想问，你是否心存一个过渡心态，或者什么都不去做的心态呢？因为除了子女和供养父母免税额，几乎可以说是什么也没有做到。有关销售税，前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先生已经讲过，你上任时又讲过，但今次却没有任何墨。你亦提过要到２００８／０９年，经营账目才可以埋数（收支平衡），结构性赤字问题十分严重，你对未来几年怎样能够埋数？未来几年要靠什么呢？会靠经济增长、卖地收入、外地投资，未来几年主要收入在那里呢？
财政司司长：我在去年做第一份预算案时，有人用「休养生息」，亦有人用「无为而治」来形容第一份预算案。但在第一份预算案过了几个月后，财金界、财经界，尤其是财金界的人士指出我们作出很多大动作，几个月来做了很多东西。有人会觉得是无为而治，但其实内容是相当丰富。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控制公共开支，因为这是一个十分困难做到的目标，不知道世界上有那一个政府，能够第二年开支少过第一年，而第三年又开支少过第二年。我们在谘询过程当中，我的而且确听到，最大的声音就是要政府先节流，后开源，所以「先节流」这三个字铭记在心。所以虽然五十年来未试过一年开支会比上一年少，今年我们却能做到。
另外，其实我们在金融方面有很多大动作，我们未试过发行二百亿元官债，多年来也未试过，但我们却成功发行到二百亿债。「五隧一桥」赢了多项奖项。此外，在深化「个人游」方面我们开了许多新埠，再加上我们的「设计智优计划」，在去年六月份就已经以二亿五千万元落实了该计划。另外，我们又拿出二亿元给社福界去鼓励商界和NGO去携手合作，提供一些给社福界的服务，即是有需要人士的服务，我们又已经将其启动。所以我们曾承诺会做的事，很多已经做到。但直至目前为止，唯一未做到的就是自订车牌计划。我想可能是该计划十分好玩，所以提交往立法会几次，议员提出很多意见，但问题不大，这种东西只想让大家发挥创意，所以没有所谓。我们亦要配合运输署，他们有一个新电脑系统要在今年才会完成，预计今年年尾才可推行，所以会继续让大家发挥一下创意。
在这份预算案中，其实我们亦是兼顾多方面的。譬如就旅游方面，我们准备运用五亿元推行一系列措施，在两年内，吸引更多旅客访港，由二千一百万人增至二千七百万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增幅。又或者是人民币的三个策略性方案，如果你看一看该三个策略性方向，尤其是第二个策略性方向，那是跨出很大的一步，所以你要多加留意。以及我们会研究建立一个人民币算结平台，这是为了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将来作好准备，这些全是我们经已准备好的措施。我们今次其实有一些是短期、有一些是中期，还有一些很长远的蓝图勾画出来。所以刚才我回答另一个问题时，提到不要看轻遗产税，对於资产管理，会产生一个十分重大的心理作用，很多人拿钱来在香港购置楼宇，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伦敦购置一个楼宇，三藩市购置一个楼宇，纽约购置一个楼宇，但在香港购置一个楼宇，如果他有什么事的时候，该楼宇会即时被税务局冻结，所以这些东西对於我们长远作为一个资产管理中心，有很大的正面作用。
记者：刚才你说过这一份不是为参选行政长官铺路的预算案，不过你也勾划了一个颇为雄心壮志的蓝图。你始终没有提及到你有没有意思「去马」。不过你刚才回答红酒税的答案，你似乎是为了避嫌，不想大家把红酒税的调整和你自己本身出身富家的关系联想在一起，所以特意作出这个处理，因为你看看遗产税，其实都有类似的争议。即是如果你有这个倾向的话，会否令人质疑你在一些有大争议的政策上的拍板决断力是有所不足，甚至会否影响你将来可能会参选行政长官的胜算呢？
财政司司长：你刚刚才说红酒税有争议，我就不做；但遗产税都是有争议的，但我就做。
记者：对，你用了不同的标准，为什么呢？
财政司司长：其实并不是不同的标准。遗产税方面，任何税项上的改变都是有争议的，所以我认为遗产税对我们的正面影响是既深远，又很大，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对我们未来作为资产管理中心，对於方便中小企在经营上的运作，即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应做的事情，所以我提出来，希望立法会可以支持。红酒税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而已，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每年的红酒税收入只是二亿多元，相对而言，我们每年的遗产税是收十五亿的。你说两亿多元这么琐碎，有什么所谓，但正正是由於现在有很多人对红酒的印象，仍然是富商和富豪的一个嗜好。
记者：你是否为了避嫌，所以不做这件事情？
财政司司长：我觉得现阶段不做，是由於我们所收到的意见是相当分歧。其实我们在今天说了很多关於红酒税方面的事情，我们说其实这真的并非纯粹是富豪的嗜好。最好卖的十种酒，平均只是售五十五元一枝而已，有很多人是可以负担五十五元一枝的酒。另外，真正是富豪所饮的五百元酒税以上的只是百分之零点一，只是很少。再加上有很多业界人士认为香港是有条件作为一个红酒展销中心，所以并非没有减的理据。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一方面真的是相当分歧，另一方面，红酒本身是有一个形象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并非是一个适合的时候。
（待续）
完
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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