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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今日（九月十一日）下午在上海会见香港传媒的谈话内容（只有中文）：
财政司司长：大家知道今早我与一些上海商人 － 大部分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的代表倾谈。主要是闲谈，亦交换了他们对上海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的看法。倾得亦很好。他们表达了香港经济大体有什么可以改善，香港政府怎样可以做得好一点，包括香港政府的效率能提高便好等等，这都是善意的意见。
跟着见了上海市常务副市长陈良宇。本来是约了一起午膳的，是他邀约的，但因为他突然有事，不能吃中午饭，於是来了我这里和我见了面，是一个礼节性的、礼貌性的见面。大家都觉得互相的城市都有优点。大家同意以后要多点沟通，大家可以在各方面多点交流、多点合作，因为这是双赢的局面。会面的气氛很好。
接着大家都知道我去了上海市的规划展览馆，参观了整个城市的规划及建设。我觉得展览馆做得非常好，将整个上海市以前情况跟现在及以后的规划，能够很清楚地展示给上海市民。这是很好的做法。
跟着我与上海市政府特别是与人力和教育有关官员会面。他们重点介绍了上海市怎样吸引外面的人才及在整个人力培训方面做的工作。当然他们也做了许多工夫。在这方面，我很多谢他们能抽时间为我们介绍。
大家知道在一个知识型经济，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工作会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
记者：（恒生银行、总商会都调低香港的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似乎商界及各方面对前景比较悲观……）
财政司司长：我觉得这些调整显示大家对整个经济环境不太看好，特别是对外围经济不太看好。因为香港是全开放型经济，如果外围经济进一步减慢时，当然会影响香港的经济表现。所以他们调低是他们对前景预期的看法。当然到时实际是什么情况，便要视乎外围经济表现是什么。因此现时不能说得准究竟是百分之一、百分之零点五、或是百分之零点七。这只是反映了外围经济减慢。
记者：（今日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的社评批评你较早时讲到联系汇率，说它对香港经济是障碍，社评指你这样说会构成负面影响。）
财政司司长：这是见仁见智的。我觉得联系汇率历史上来说是有其正面作用的，现在其实都有，不过从某个角度来讲，有利自然有弊。我讲的只是承认客观现实，就是联系汇率带给香港稳定，但从某个角度来说，从经济调节来说，我们便少了一个功能，只是将调整转了去整个经济价格方面作调整。这我觉得要承认事实，但承认了事实并非等如要改变联系汇率。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讲了给市民听的是，联系汇率是要令到整个经济会是整个价格上下调整的。不过，因为联系汇率带来许多稳定，所以尽管有一个这样的缺点，我们仍然是要保留联系汇率的。我觉得这是如实去讲情况，并非是说我们会改变、市民你要做些什么。我想这是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记者∶你以前提过香港要发展物流中心，将ＩＴ加进去。我们也为此访问了一些在上海的企业家，他们说从未听过数码港。我的问题是数码港现时的发展是怎样？另外是香港同上海都搞ＩＴ，香港比下去未必一定是差的，我们有什么方向？
财政司司长∶你可能是将我所讲的物流、将港口与ＩＴ放在一起时，便将数码港放进去，可能是想像力丰富了点。因为物流方面，货物的流通最少包括三个项目 － 除了货物经过香港流通外，资金的流动，因为须靠银行服务，贸易融资是资金流；跟着的讯息便是这件货物何时需要去哪里，这件货物的内涵需否报关等，这是讯息流的一种，这跟「数码港」根本是两回事。
其实要想的是如何能够将货物本身的讯息、贸易融资讯息以及货物能够在ＩＴ的平台上很快地将数据转换而不需每间公司，无论是航运公司，银行或者付货人，重覆要将同一样资料输入自己的电脑，又交换不到的。如果能够真的全部在平台上很快地交换数据，这会帮助物流的发展。我所讲的是货、钱及讯息的交换，而不是数码港。
你问及数码港的发展。现时建筑方面相当顺利，到十一月时第一期建筑便应平顶。所以到现时为止我都很满意发展。
记者∶（关於盈富基金的。有人建议将官股派给市民，做到还富於民。你觉得建议是否可行？利弊在哪里？）
财政司司长∶盈富基金是否减售或停售的决定是金管局的决定，所以应交由他们做的，不应是由我决定的。
至於是否将盈富基金分派给市民？盈富基金的钱其实亦是储备的钱的一部分。问题便是储备的用途。我觉得第一要注意的是，储备并非属於政府的，而是市民的。但政府怎样决定代市民运用这些钱？长远来说都是要看总体的经济回报，是否真正能帮到市民及香港经济呢？
其实现时香港经济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全球性周期减慢。为什么会有银行继续调低呢？这是因为看到外围经济继续减慢。第二方面是经济转型。「经济周期」的特征是现在跌了下来，迟些会回升。日后如经济转型搞得不好，可能会回不上去。所以更大的问题是经济转型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所以为何我们时常在想，究竟政府要做什么？其实想得更多的是怎样帮香港经济转型，及每一个市民怎样在转型下找到机会。在这方面，政府要想的是改善整个营商环境，令香港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及帮到每一个市民能够提高自己的能力。而每个市民因为有更好的能力，能掌握到机会。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在运用储备的问题上，究竟用了的钱是否可以长期帮到香港经济转型，帮到每个市民有能力掌握新的机会？还有的是，用了这些钱如果短期来说令国际投资者和对我们的理财原则不是审慎时，亦不是最好的用钱方法。所以是多方面考虑的。
记者∶（沪港合作方面，可否具体地说那方面可以合作？明日见上海市长徐匡迪时，会有什么跟市长谈？）
财政司司长∶上海有许多令人振奋之处，这方面我们当然会留意和学习。但是，我想明天不会具体问徐市长，因为时间不太足够。而且如要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时，需更长的时间和更充分的准备。
上海跟香港其实多点沟通、交流、交换经验是好的。因为许多人说经济竞争，但我觉得那不是零和游戏。如果能帮到大家，令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时，这是双赢局面。所以我鼓励沟通、交流，但未必一定有什么具体事项可以倾到。
记者∶（有关港大毕业同学会的建议。他们要求的是即时见效、恢复信心的措施。其中亦提到怎样可以加快建造工程、司级官员带头减20%人工等。你对此可有什么具体回应？）
财政司司长∶昨天我已说了欢迎见到工联会和大学毕业同学会提出的建议。主要原因是搞经济并非单是政府可以做得到的，是要官民合作。我很高兴见到民间团体提出积极的建议，大家可以一起去研究。对於这些建议我们要详细研究。但譬如说加快工程进度，这我是完全赞同的。我一上任便已经讲要加快政府的效率，你们有些行家亦已经报道了，就是在政府内部我主持了一个会议，首先是看行政上怎样将工程进度加快一点。以往一般建筑道路或桥等基建，约需七年建筑前的准备时间再加三年的建筑期共十年。建筑期其实香港算是很快，但是在我们内部的检讨完成后，将建筑期前时间缩短至约三年半。所以，现在所需时间由十年减至六年半。当然我们会继续研究怎样加快。如果能加快基建，确实可以短期来说帮到香港经济，这我们会研究。
记者∶（对减薪２０％的建议）
财政司司长∶我想要回去跟同事谈谈才行。报载他们建议的是「自愿」。我在外面入政府亦已自愿减薪不少。
记者∶你会否再自愿进一步减薪？
财政司司长∶这并非我一个人的问题。你知道我对钱的看法。其实他们亦提了许多其他的建议，要多点研究才行。
记者：（是否认同官员自动减薪会令市民感觉好一点？）
财政司司长：这需详细研究才行。但在现时社会已有这么多纷争，最不好的是将大家对立起来。我想对立是不好的，所以我很高兴见到民间团体会有些建议，因为这显示官民同心，所以最好不要说「官」应怎样、「民」怎样，这对社会的转变没有好处。
记者：（经济转型方面，你提到运用储备要帮到经济转型。这是否意味你现在正在想怎样运用储备？有没有方案在实施？）
财政司司长：其实营商环境有数大方面：一是怎样减低阻碍自由市场的障碍；另是每个行业增加其竞争力，能做到「增值」；第三是改善经济效率，缩短时间。
记者：（减薪的建议会做成对立局面？）
财政司司长：现时最重要的是官民同心。
记者：（会否将公营部门缩小？另外是物流，电子商贸的平台会是政府带动还是商界呢？）
财政司司长：电子平台方面我们现时还在研究，因为牵涉的范围很大。单是航运有人粗略估计是占香港ＧＤＰ的２５％以上。加上进出口业、银行业，这是很庞大的经济活动。每间商行都有自己的电脑系统。怎样能够改善效率和电子数据的交换，这些我们仍正在研究怎样的做法是最好的。我觉得不一定全部由政府做，可能是订立标准，可能政府做部份工作，但这个时候可能是言之尚早。
记者：（有关政府ｔｒｉｍ ｓｉｚｅ）
财政司司长：我以前提过，要提高或改善自由市场的运作，政府的「体积」是其中一个障碍，但政府「体积」怎样缩小？主要是缩小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这是一个长远问题，不是短期问题，有些人可能问是否立即会「瘦身」？我亦说过多遍，不是立即「瘦身」。第一步可能会是想如何改善效率？即是能够更快为市民提供服务及减少工序，因为减少工序后才有空间去想其它。
记者：（有关纾解民困措施）
财政司司长：我们很欢迎民间团体的建议，这显示社会与政府一起去研究怎样改善经济。但如果我们没有详细研究建议，这个时候便说接受或不接受，可能为时尚早，因为在考虑每个建议时，都会有它的影响，有正面亦有负面的影响。所以这时候说接受与否是武断一点。我希望多些人能提意见，一起去研究，有需要时我们会约见他们，了解具体内容。因单单一句或透过标题可能不太准确反映他们在想什么。所以这时候不能够说那个建议好，那个不好。至於加快基建方面，其实现存很多项目，都不是新增的项目，已可将更多钱用在发展经济方面，这我们也想做。至於总值多少？香港政府现正有二千多个项目正在筹划、在进行中。若这些项目加快时，自然短期有更多钱可以投进发展经济。
记者：（加快基建项目遇到的障碍）
财政司司长：因为以前花了很多时间在行政手续上，要计划、做环评、收地等各方面的工作，很多项目还需谘询公众。如能加快这方面的工作，或将几个工序一起做，可能项目本身已能加快很多。我们已检讨内部行政，已将工务工程所需时间由十年缩短至六年半。
记者：（政府如何改善市民对政府的强烈怨气？）
财政司司长：我们是感受到市民的怨气的，传媒报道的调查也显示出来。经济不好是主要因素。特别是我们现正调整九七年前的泡沫经济，现时的调整主要靠通缩解决。市民不开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资产不断下跌、工资向下调；通常采取的方法是转业，但转业又未必找到与以前薪酬同样高的工作。我可以预期市民不会开心，这是泡沫经济爆破后的必然现象，这我感受得到。市民在其它方面可能会有意见，我们会面对问题逐一解决。最重要是如何改善经济？无论香港或外国，导致民意不好，经济是很主要的因素。
记者：（你刚才讲加快基建，是否意味来年的财政预算案会以内需带动经济？）
财政司司长：香港两方面都需要做。经济有对外及对内部份。香港是一个开放型经济，所以对外部份十分影响香港。但对外部份政府没有太多可以做。即是说若美国、日本、西欧经济减慢时，香港政府没有太多可以做。做不到的有时不可强求，唯有专注做到的事情。而香港经济中，基建这部份是我们做得到的。我觉得政府最少做到自己应做的事情，做不到的我们唯有帮助市民去转型、去面对。
记者∶（明年三月是．．．）
财政司司长∶政府真真正正很希望能帮助经济转型，因为这对每个市民都有好处。短期我们看到全世界经济减慢，影响香港经济，所以我们要研究有什么可以加快让经济尽快转好，让市民压力减低。
记者∶（预计何时？）
财政司司长∶转型不是一两日的事情。改善营商环境、给市民培训机会是长期的工作。
记者∶（短期措施）
财政司司长∶例如旅游方面的措施正在进行。
记者∶（市民何时可感受到．．．．）
财政司司长∶香港是一个开放型经济，如外围经济继续转坏时，无论香港政府做多少工作，情况都可能会转坏，这是我们决定不了的。
记者∶（「官民一起」的概念．．．）
财政司司长∶大家有两个不同的制度，「一国两制」已清楚显示。上海市政府效率很高，香港可尽量学习如何做快些，但我们有一些程序是不可能没有的。我们收地的程序必需一段时间让民众反应，我们亦需与他们协商。这无疑使我们需要的时间可能比上海长。我们要照顾香港本身的情况，我们本身对民主的诉求，不可能每件事都学足。但提高政府效率的要求，我想是每一个政府，无论是香港或其他地方的政府都希望做到，我们会努力去做。
记者∶（期望市民在「官民一起」的角色）
财政司司长∶市民多提意见，大家一起搞好香港经济，这已是「官民一起」。
记者∶（香港输入内地专才）
财政司司长∶香港从来都是向外经济，我们的眼光也是向外，我们仍然不分国籍去吸收人才。香港各个行业有很多不同国籍的人士。我以前工作的国际银行，有几十个国籍人士在港，这亦是香港的优势。
我们出色的人才亦会到世界各地工作，这个对流非常健康和正面，我亦希望继续这样的对流。所以并不是靠外面的人才，而是如果能将好的人才聚於香港，会帮助香港发展。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美国能够这样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聚集了很多全世界各地的人才。他们由大学开始已吸收不少，而大公司亦会将全世界最精英的人才调到美国工作。这些人才不单没有抢去美国人的工作，实际上是帮助美国；这亦不是依靠外国人，而是需要这样正常的对流，吸收别人长处以帮助自己经济。
香港优胜之处在於是一个这样自由的地方。我们转型时如果本身人才不足，我们只要吸收人才，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人才，整个经济便能转型。这并不是一时之间的策略，而是长期香港应维持绝对开放。
记者∶（短期是否会进一步输入外劳？）
财政司司长∶我刚才是说长期要对外开放，不等如短期要输入更多外劳。例如今早我与上海市管理人力及教育的官员会面，感觉他们在吸收外来专才方面做得比香港更积极。
记者∶（在ＡＰＥＣ会议掌握最新资料后会否改今年经济增长预测）
财政司司长∶我们最尊重经济学家的意见，所以每次均由邓广尧先生（政府经济顾问）介绍预测，我们从来不敢去改，因为他们掌握那么多资料，怎可以说对或不对？邓先生说是百分之一我就说百分之一。
记者∶（有关上海市建设，他们比较会作整体考虑，香港若希望成为旅游中心，有些什么可以借镜？另外是输入人才）
财政司司长：今早参观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后，有两点感受较深：第一，他们对整体规划想得很长远、很宏观。香港亦有很多长远规划，例如土地运用和交通方面我们也想得很长远，不过可能要加强与其它部门的配合。
第二，令我感受深的就是他们能透过生动的展览、具体的模型，告诉市民这些规划。我们在这方面需要学习，我们通常是利用谘询报告形式，一般市民较少看这些小册子、大册子。特区政府需要学习如何更好将我们的想法以不同的形式，生动地告诉市民，从而令市民有参与和归属感。这方面我们要研究是否需要做得更好。
记者：（面对当前经济困难，政府首要目标是否改善经济环境？其他如「赌波」问题就可以搁在一旁，避免加添无谓分裂？）
财政司司长：政府内部沟通很民主自由，会谈得很深入。但公开说的时候，我只会说属於我工作范围的事务，属於曾（荫权）司长的就由他说。「赌波」属於他的范围。
记者：（上海与香港合作发展不同领域的资讯科技）
财政司司长：暂时合作是以沟通双方的策略为主。实际上上海与香港有颇不同的优势。上海有很多在科技、特别是基本研究方面的人才，这方面香港是欠缺的。第二方面，香港在各方面的业务，无论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我们都有一定的体积和经验。香港如需发展一些technology-driven、即以基本研究或基本科技推动的ＩＴ项目，条件并不成熟；但香港有条件发展以业务推动（business-driven）的科技发展，这个比较上成熟一点，香港会朝着这个方向多加研究。
记者：（利用储备退税）
财政司司长：作为政府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如果用钱不能为香港制造长远利益，这可能不是最好的用钱方法。这些钱毕竟得来不易，短期除了可以带来一些经济效益外，亦是捍卫我们金融体系所需储备的一部份。我曾经说过：钱用了才是你的，不用时便不是你的。用钱有两种方法：一是投资，一是开支。投资会有好的经济回报，对香港的长远经济有好处，我自己属意多点投资。既然钱得来不易，香港正面对这样大的经济转型，如能将这些储备好好投资，为长远香港的经济前途投资是好的。
记者：（是否应听例如工商界有关用钱方法的共识？）
财政司司长：各方面有不同的意见。我亦见过很多社论赞成将钱善用，而不是派钱。这不是一面倒的意见。
记者：（日后沪港金融中心地位的合作）
财政司司长：面对国家，香港能做到外币的部份，而国家亦需要相当多的外币。虽然国家有很多储备，但很多私人企业由於要在外面通商投资，需要很多外汇融资。外汇融资外，亦有很多银行服务不只用钱，例如收购合并服务便不是资金问题，而是基本上银行所谓knowledge intensive、需用许多知识的服务，这香港比较集中、发达。另一方面，香港的金融中心不单面对内地，而是面对整个亚洲，面对国际的。我们的定位是一个地区性的金融中心，而不只是中国金融中心。
记者：（上海会否成为全国的人民币金融中心？）
财政司司长：我相信上海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记者：（上海在国内金融地域中心的发展的角色与香港是否有不同分工？）
财政司司长：暂时是，因它做不到外币制。
记者：是否打算成立物流发展局？
财政司司长：我注意到报章有许多的揣测。
记者：（人民币国际化对香港影响）
财政司司长：如果人民币可兑换时，香港可能便可以参与人民币运作。第二，作为金融中心，除了要资金集中外，亦需要人才和技术，香港在这方面仍有相当多的优势。另一方面，香港面对的市场不只国内，而是整个亚洲，而亚洲是相当大的地方。我相信香港金融发展，只要我们继续努力，继续推出新产品，继续改善本身的环境，及短期内研究如何争取更好为国内制造更多机会、更多双赢合作局面，香港应可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
记者：（是否有需要成立架构统筹物流方面的工作？）
财政司司长：我们会继续研究如何推进物流方面的工作。至於是否有发展局？我看见很多报道有许多揣测。
完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二）
